最高人民法院交通运输审判庭关于认可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担保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6 18:22:10 浏览: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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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交通运输审判庭关于认可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担保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交通运输审判庭关于认可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担保的通知
1989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交通运输审判庭
广州、上海、武汉、青岛、天津、大连海事法院：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于1988年7月28日向我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接受其为有关船舶出具的担保。
经审查，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于1984年1月1日，现有入会船480条，其在各港代理为外轮代理公司。每年入会船向协会交纳保费，作为协会赔付基金。协会成立五年来，留存基金迅速增长。为提高赔付能力，还与国际保赔协会的主要成员联合王国保赔协会、西英保赔协会、英国汽船保赔协会和伦敦及利物浦保赔协会建立了分保合作关系，将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会员船每事故40万美元以上的索赔额的风险分摊到了国际保赔集团。此外，中国船东互保协会还接受了和准备接受一些外国保赔协会的委托，作为其在中国港口的通讯代理。
我们认为法院接受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的担保，对海事法院审理海事海商案件提供了方便条件，对扶持和发展我国自己的保赔事业、保护我国航运事业，扩大我国保赔协会在国际上的影响有积极的作用。经研究，并报院领导批准，决定各海事法院接受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为其会员船和与之建立通讯代理关系的外国保赔协会入会船提供的担保。
执行中有何问题，望及时报告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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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实名制实施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作者：邹瑜
1 引言
近年来，由于互联网信息的高速发展，加之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大幅提高，我国居民对通信的有效需求加大，手机用户数增长加快。据统计我国手机普及率达到近百分之三十，在手机逐渐成为一种大众消费品的同时，移动通信行业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加剧，为了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各大手机运营商争相推出手机低价消费业务，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的法律问题，手机违法短信就是其中一大问题，不少不法分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利用手机发送有害短信，升级实施手机犯罪。面对这种情况，有关部门曾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但在此情形之下，垃圾短信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愈演愈烈。要使 “移动通信高速路”的建成，还是需要有完善健全的制度体系来对其进行保障，而手机实名制正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在海外的很多个国家以及中国，都决定用手机实名制来解决垃圾短信的泛滥问题，进而解决垃圾短信违法犯罪对广大手机用户正常生活的扰乱问题。人们强烈呼吁政府与移动运营商切实解决这个问题，通信环境的净化越来越受关注。从国内外的文献来看，对手机实名制研究以及争论一直处于激烈的局面，对手机实名制的思考涉及法律依据，公共治理政策，公民隐私权利的侵犯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平衡等各个领域的问题[1]。
1.1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于垃圾短信的防治也提出了实名制的办法，并在学术界掀起一股学术浪潮，海外有很多个国家已经有效的实行了手机实名制来遏制垃圾短信的猖獗。Sally Hui（2005）从垃圾短信获得的几个根本来源出发，指出了避免垃圾短信的各种办法，提出实名制让运营商截留垃圾短信以免用户受骚扰[2]。手机实名制在外国的实行，对中国手机实名制的顺利实行具有非常之大的借鉴意义。M.Asvial，D.Sirat，B.Susatyo（2008）在手机实名制的制度下，提出了应用的详细方法，介绍了手机实名制中实名制运行的具体模式和方法及应用的流程，和对短信投诉的数据结果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从而得出了手机实名制下的反垃圾短信的执行已成为治理垃圾短信以及短信诈骗的有效工具[3]。
1.2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对手机实名制的可行性的热议在2005年信产部的手机实名制的决定引发。王玲，温勇（2007）从手机实名制的违宪性，和其引发的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及其局限性等方面从法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手机实名制[4]；熊彩亚，陈力（2005）从用户，移动通信市场，通信运营商三个方面分析手机实名制实行的必要性，并提出破解实行难困局的解决办法[5]。郭永宏，宋朝红（2006）主要从实名制的影响链入手分析手机实名制实施后受影响的各个机构所需要面临的现实的问题，以及对其进行PRINCE政策评估，计算手机实名制通过的可能性[6]。袁思羽（2010）对我国隐私权保护的法律现状及隐私伦理的分析，陈述了我国有关隐私权立法和构建隐私伦理现行不足的问题[7]。李志军（2006）从消费者在控制垃圾短信的投诉方面的动力不足方面陈述垃圾短信治理的难度[8]。李丽（2009）从公民的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方面论证网络实名实行的势在必行用以克减公民的隐私权利[9]。
针对各个学者的理论研究，论文对于手机实名制的发展趋势得出建议：为了手机实名制的顺利进行，各方面各个机构都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如电信企业要推行手机实名制应该从维护和加强用户公关，做好媒体公关，以及采取促进渠道商的积极性等方面进行努力。政府要致力于建立实名制法律体系，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完善公共管理者的保密规范，以规范手机实名制的施行。
1.3论文研究方法
论文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阐述了手机实名制的概述，实行的问题以及解决对策等，并且搜集了各个国家在解决垃圾短信问题上实行手机实名制的措施，利用各国的案例可以给中国手机实名制的实施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论文比较大的特点是由于手机实名制推出的时间并不太长，利用的资料中有很多部分是最新的新闻报道，对新闻报道进行搜集，加工和总结，这就增加了论文的与时俱进性和全面性。此外，本文利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来研究手机实名制，最终提出对实施手机实名制的建议。
2 手机实名制概述
2.1实名制的概念
实名制是国家通过法律来规定公民必须履行某种义务的行为，从法律规则的内容角度来看，属于义务性规则。义务性规则虽然对他人和社会有利，对义务人确是不利的，是一种牺牲或“克己”。就实名制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而顾名思义，就是真名实姓制度。以此为准广泛应用于存取款、则产登记、各种证件办理等。综上，对实名制的定义则为：
广义的实名制应当指一切涉及登记制度的，国家要求的不侵犯个人隐私前提下的对个人基本信息掌握及登记的法律制度。狭义实名制是指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服务使用者(包括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接受国家公共服务时，应当登记使用者本人真实的身份资料信息的管理制度。使用者身份资料包括：(1)使用者为个人的，应当登记使用者的有效身份证件资料，如居民身份证、护照、台胞证、士官证等；(2)使用者为单位的，应当登记单位有效身份证件资料，如营业执照及其他合法有效的批准成立证照等[10]。
2.2手机实名制的概念
手机实名制，是指移动通信运营商在办理申请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用户)手机入网手续时，对用户的相关身份证件进行审查并登记在册便于检查的做法。申请者为个人用户的，应当出示有关个人身份证件；申请人为单位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应当登记其名称、地址和联系人等事项。简单一点来说，手机实名制就是手机使用者在申请进行通信活动时应当提供真实有效的个人信息和接受身份证确认的制度。另外，手机实名制也是一种后台实名制，即现实生活中人们实行各项活动时不会主动透露个人真实身份信息，但人们的真实身份都已经在有关部门进行备案的一种实名方式。这实质上是将其现实社会身份备案于运营商的服务器数据库中以备查验 [11]。
3 对手机实名制的论争
“手机实名制”于2010年9月1日起实行，并力争上升为国家法律。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随之而来其在国内褒贬不一的大讨论也汹涌而来。
3.1对手机实名制的质疑
3.1.1手机实名制操作难
移动通信的操作难的问题主要是在设备方面，为了配合手机实名制，运营商在设备和系统方面要做一些改动，过去运营商系统中只有简单的等级功能，但是现在为了打击非法短信和垃圾短信，需要对这些有害信息进行过滤，因此，运营商的系统设备功能需要深化，并增加一些检测功能，这对于运营商的系统设备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另外，对于绝大多数的预付费手机面临着运营商无比巨大的工作量，这将对移动运营商在操作上带来很大的压力[12]。
3.1.2手机实名制引发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
手机实名制的实施，就其实际效果来说，“实名制” 也未必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单纯。最可能的后果是：这种举措徒然增加了政府控制社会的权力，而是否真的能以此遏止手机短信的危害则还是一个未知数。广大用户的个人资料为通信运营商所掌握，引发了人们对通信运营商的信任危机。人们担心实名制后，个人的真实资料为不法分子通过各种渠道所掌握，从而给个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也是目前对手机实名制的最大争议所在。从主管部门的角度来说，他们希望通过此举实现更大的利益，即社会秩序得以维护。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路如果是对国家大局，人民利益有益的事情，牺牲一些个人利益又如何呢？此时，权力与权利之争不可掩饰的突现出来了。到底是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权利，还是国家权力为个人权利让步呢？也许有人说，即使侵犯了隐私权也只是少数人的利益，对于整体大局不会有什么影响，就更不应该对这些人的权利予以关注了。但是，少数人的利益就不应予以保护吗？如果法律可以这样，那么这样的法律还可以称之为良法吗？权利与权力之争一旦产生，在法治国家往往会权利制胜。在一个法治国家中，当私权利对决公权力的时候，面对国家这样一个强大的权力主体，法律往往会倾向于保护处于弱势的公民权利。所以，又要实行实名制又要保护公民的隐私权，确实是一个复杂的立法过程。
3.1.3手机实名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短信滥发问题
首先 ,针对短信乱发问题 ,有必要强调的是主管部门首先应加强对电信运营商的管理。如果付出了公众的私权而没有实用性 ,会成为鸡肋法规 ,成为烧钱机器 ,成为影响制定者形象的话柄 ,甚至成为执行部门心中盲目的定心丸。显然 ,天生急功近利的实名制会面临实践的挑战。其次 ,手机实名制并不是解决短信滥发的唯一手段。主管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手段 ,如加强对短信群发业务商的管理 ,加强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等等 ,都可以遏制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此外 ,法律具有滞后性。随着科技的发展 ,手机实名制也不能解决未来可能发生的由其他媒介进行的短信滥发行为[3]。
《胜者为王──与您分享如何赢在法庭》序──与您分享如何赢在法庭
王思鲁
歌德曾经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身处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大千世界，面对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时代语境，我们虽然不敢以高尚自居，但也不甘使自身所著沦为“坏书”。著书立说，为的是有利于当代后世。研习、实践法律二十余载，我们坦言对现实中国司法有深刻的透视，但无意、也无能充当“教父”，所言均为律师职业生涯切身感受而已。是否为“金玉良言”，虽然见仁见智，但我们生性爽直，若不将此与读者分享，便有如鱼鲠在喉。如今得以借出版本书一吐为快，与当事人、与律师同行、与未来法律之星共享“如何赢在法庭”：
“把手指放在善恶交界之处，就可以碰触上帝的袍服”，这是黎巴嫩文豪纪伯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有人将此引为法官裁判之时的内心诉求。断人善恶，本为神祗的权力，血肉之躯“逾越禁区”，执神之权柄，以公平正义之名，宣读神祗于是非对错的旨意，能不谨慎？法官既为俗世正义天平的执掌者，居中裁判，更应该不偏不倚。
美国著名法学家卡多佐曾说：“法官的品格是正义的唯一保障。”既然职司断毁誉，决生死之业，法官品格之于法官职业，是何等的重要！而若将此法官品格的重要性诉诸于法官职业的伦理道德，不难理解，法官职业的导向是公平与正义。同为法律人，何为律师的职业导向，回想过往，每思及此，我们颇有感悟。
我是谁？律师职业导向——最大限度实现当事人的利益
美国著名律师丹诺曾说：“被告辩护律师的责任，在于保护被告免于在犯罪证据不明确的情况下被判刑；如果被告罪证确凿，原则上是争取最低的刑罚。”的确，正是如此，律师的职业导向，便是通过千方百计赢得胜诉，从而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概而言之，即为“胜诉”。但是，此一“胜诉”并非不计成本，也不意味着“无所不用其极”。因为，“胜诉”最终诉诸的还是当事人利益最大化这一结果，而律师职业导向的核心价值亦在于此。
“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职业导向，尽管这一导向与主流不相吻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始终一如既往、矢志不渝。“法律乃善良公正之艺术”，因此，有人便问：既然如此，律师作为法律人，是否应以追求公平正义为己任？的确，此问题曾让不少人迷思，但是，换一角度，孰是孰非，便能豁然开朗。
亚里士多德曾言：“对于一个事例，已听闻两方辩论的人，当然较易于辨别其是非。”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针锋相对，此为三方诉讼结构的制度设计。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为导向，在激烈的博弈中使真理得以在法官重锤下昭示，这是律师职能之所在。律师为法庭之上相对而席中一方的代言人，其并非最终的裁判者，若其追求的并非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公平与正义，岂非越俎代庖，将自身混同于法官？
当然，“追求当事人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律师已经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而一位具有良知的律师绝不会因为有利可图而对所有的“准当事人”“屈躬卑膝”。面前这位“准当事人”是否值得帮助，在接受委托之前，应当有所思量，有所取舍。但是，作为律师，一旦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正如前述丹诺所说，若罪证确凿，你能够做的只是为其争取现行制度内允许的最低刑罚；而若证据不足，你应当做的便是竭尽全力使其合法权益免收公权力的侵犯。而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利益最大化这一导向与公平正义这一诉求是统一的。同时，律师在法庭上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而据理力争，使法官兼听则明，公正判决。若从这个角度看，律师作为维护公正的一股力量也未尝不可，但公正的结果是在律师追求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的。
但是，当当事人利益与公平正义两者出现冲突时，律师应如何取舍？何谓“公平正义”，本来便是“众说纷纭”，而律师若时常扬言自己为“公平正义孜孜不倦之追求者”，又何以取信于当事人呢？既然受托于当事人，自应对其负有“忠实义务”，在现有地制度框架中寻求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途径。此一道理，只要稍加思量即可明了，但为何仍有不少律师偏执迷信于“公平与正义”这件“皇帝的新衣”呢？
在我们看来，这与国人以和为贵、以讼为耻的传统观念有关。孔子曾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样的文化土壤不可能产生类似西方社会的律师阶层，相反，“滋养”了专事搬弄是非、教唆启争继而从中牟利的“讼棍”。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大有别于古代的“讼棍”，但是，现今的公众对于律师也并非无任何偏见，正如美国19世纪著名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所说：“一般人对律师的看法是一个矛盾的混合物，尊敬和蔑视二者兼有。律师在政府和企业界占有领导地位，人们在遇到困难时要向律师求教，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冷嘲热讽地鄙视他们。这种流行的看法是建立在一个信念上的，即人们认为律师使法律复杂化了，如果法律界不玩弄手腕和诡计，法律本来是精确和肯定的。”
何以至此？并非律师队伍中巧言令色者不知自身职责之所在，而是他们想藉此“公平正义”的绚丽外衣哗众取巧，殊不知社会公众对律师表现出来的不信任便是根源于此。舍弃正道，剑走偏锋，以致走火入魔，迷失自我，古人买椟还珠之举已是贻笑大方，而邯郸学步最终也只能使原本自己的真正所求湮没在虚幻的浮华当中。
胜者为王——与您分享如何赢在法庭
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以此为导向，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自然会消弭于信任之中。但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光有导向仍不足以纵横驰骋于律师业界，成为当中的佼佼者。律师办案离不开技巧，风格不同，致胜之道看似迥异，实则万变不离其宗。实战派律师致胜有三重境界：
“拒人于千里之外”为最高境界；
“不战而屈人之兵”次之；
“取上将首级于千军万马之中”再次之。
为何有此高低之分，“扁鹊三兄弟”的故事对此即为最好的阐释：
魏文王曾问名医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医术最好呢？”
扁鹊回答说：“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说：“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里的人才知道。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刚刚发作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只在我们的村子里才小有名气。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看见的都是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他们以为我的医术最高明，因此名气响遍全国。”
“拒人于千里之外”，其制胜之道在于防范未然，使当事人全然无后顾之忧。
“不战而屈人之兵”胜在纠纷始见于端倪便已化解，无需为诉讼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由于此时纠纷已经产生，因而次之。
作者：邹瑜
1 引言
近年来，由于互联网信息的高速发展，加之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大幅提高，我国居民对通信的有效需求加大，手机用户数增长加快。据统计我国手机普及率达到近百分之三十，在手机逐渐成为一种大众消费品的同时，移动通信行业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加剧，为了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各大手机运营商争相推出手机低价消费业务，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的法律问题，手机违法短信就是其中一大问题，不少不法分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利用手机发送有害短信，升级实施手机犯罪。面对这种情况，有关部门曾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但在此情形之下，垃圾短信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愈演愈烈。要使 “移动通信高速路”的建成，还是需要有完善健全的制度体系来对其进行保障，而手机实名制正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在海外的很多个国家以及中国，都决定用手机实名制来解决垃圾短信的泛滥问题，进而解决垃圾短信违法犯罪对广大手机用户正常生活的扰乱问题。人们强烈呼吁政府与移动运营商切实解决这个问题，通信环境的净化越来越受关注。从国内外的文献来看，对手机实名制研究以及争论一直处于激烈的局面，对手机实名制的思考涉及法律依据，公共治理政策，公民隐私权利的侵犯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平衡等各个领域的问题[1]。
1.1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于垃圾短信的防治也提出了实名制的办法，并在学术界掀起一股学术浪潮，海外有很多个国家已经有效的实行了手机实名制来遏制垃圾短信的猖獗。Sally Hui（2005）从垃圾短信获得的几个根本来源出发，指出了避免垃圾短信的各种办法，提出实名制让运营商截留垃圾短信以免用户受骚扰[2]。手机实名制在外国的实行，对中国手机实名制的顺利实行具有非常之大的借鉴意义。M.Asvial，D.Sirat，B.Susatyo（2008）在手机实名制的制度下，提出了应用的详细方法，介绍了手机实名制中实名制运行的具体模式和方法及应用的流程，和对短信投诉的数据结果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从而得出了手机实名制下的反垃圾短信的执行已成为治理垃圾短信以及短信诈骗的有效工具[3]。
1.2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对手机实名制的可行性的热议在2005年信产部的手机实名制的决定引发。王玲，温勇（2007）从手机实名制的违宪性，和其引发的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及其局限性等方面从法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手机实名制[4]；熊彩亚，陈力（2005）从用户，移动通信市场，通信运营商三个方面分析手机实名制实行的必要性，并提出破解实行难困局的解决办法[5]。郭永宏，宋朝红（2006）主要从实名制的影响链入手分析手机实名制实施后受影响的各个机构所需要面临的现实的问题，以及对其进行PRINCE政策评估，计算手机实名制通过的可能性[6]。袁思羽（2010）对我国隐私权保护的法律现状及隐私伦理的分析，陈述了我国有关隐私权立法和构建隐私伦理现行不足的问题[7]。李志军（2006）从消费者在控制垃圾短信的投诉方面的动力不足方面陈述垃圾短信治理的难度[8]。李丽（2009）从公民的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方面论证网络实名实行的势在必行用以克减公民的隐私权利[9]。
针对各个学者的理论研究，论文对于手机实名制的发展趋势得出建议：为了手机实名制的顺利进行，各方面各个机构都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如电信企业要推行手机实名制应该从维护和加强用户公关，做好媒体公关，以及采取促进渠道商的积极性等方面进行努力。政府要致力于建立实名制法律体系，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完善公共管理者的保密规范，以规范手机实名制的施行。
1.3论文研究方法
论文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阐述了手机实名制的概述，实行的问题以及解决对策等，并且搜集了各个国家在解决垃圾短信问题上实行手机实名制的措施，利用各国的案例可以给中国手机实名制的实施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论文比较大的特点是由于手机实名制推出的时间并不太长，利用的资料中有很多部分是最新的新闻报道，对新闻报道进行搜集，加工和总结，这就增加了论文的与时俱进性和全面性。此外，本文利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来研究手机实名制，最终提出对实施手机实名制的建议。
2 手机实名制概述
2.1实名制的概念
实名制是国家通过法律来规定公民必须履行某种义务的行为，从法律规则的内容角度来看，属于义务性规则。义务性规则虽然对他人和社会有利，对义务人确是不利的，是一种牺牲或“克己”。就实名制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而顾名思义，就是真名实姓制度。以此为准广泛应用于存取款、则产登记、各种证件办理等。综上，对实名制的定义则为：
广义的实名制应当指一切涉及登记制度的，国家要求的不侵犯个人隐私前提下的对个人基本信息掌握及登记的法律制度。狭义实名制是指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服务使用者(包括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接受国家公共服务时，应当登记使用者本人真实的身份资料信息的管理制度。使用者身份资料包括：(1)使用者为个人的，应当登记使用者的有效身份证件资料，如居民身份证、护照、台胞证、士官证等；(2)使用者为单位的，应当登记单位有效身份证件资料，如营业执照及其他合法有效的批准成立证照等[10]。
2.2手机实名制的概念
手机实名制，是指移动通信运营商在办理申请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用户)手机入网手续时，对用户的相关身份证件进行审查并登记在册便于检查的做法。申请者为个人用户的，应当出示有关个人身份证件；申请人为单位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应当登记其名称、地址和联系人等事项。简单一点来说，手机实名制就是手机使用者在申请进行通信活动时应当提供真实有效的个人信息和接受身份证确认的制度。另外，手机实名制也是一种后台实名制，即现实生活中人们实行各项活动时不会主动透露个人真实身份信息，但人们的真实身份都已经在有关部门进行备案的一种实名方式。这实质上是将其现实社会身份备案于运营商的服务器数据库中以备查验 [11]。
3 对手机实名制的论争
“手机实名制”于2010年9月1日起实行，并力争上升为国家法律。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随之而来其在国内褒贬不一的大讨论也汹涌而来。
3.1对手机实名制的质疑
3.1.1手机实名制操作难
移动通信的操作难的问题主要是在设备方面，为了配合手机实名制，运营商在设备和系统方面要做一些改动，过去运营商系统中只有简单的等级功能，但是现在为了打击非法短信和垃圾短信，需要对这些有害信息进行过滤，因此，运营商的系统设备功能需要深化，并增加一些检测功能，这对于运营商的系统设备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另外，对于绝大多数的预付费手机面临着运营商无比巨大的工作量，这将对移动运营商在操作上带来很大的压力[12]。
3.1.2手机实名制引发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
手机实名制的实施，就其实际效果来说，“实名制” 也未必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单纯。最可能的后果是：这种举措徒然增加了政府控制社会的权力，而是否真的能以此遏止手机短信的危害则还是一个未知数。广大用户的个人资料为通信运营商所掌握，引发了人们对通信运营商的信任危机。人们担心实名制后，个人的真实资料为不法分子通过各种渠道所掌握，从而给个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也是目前对手机实名制的最大争议所在。从主管部门的角度来说，他们希望通过此举实现更大的利益，即社会秩序得以维护。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路如果是对国家大局，人民利益有益的事情，牺牲一些个人利益又如何呢？此时，权力与权利之争不可掩饰的突现出来了。到底是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权利，还是国家权力为个人权利让步呢？也许有人说，即使侵犯了隐私权也只是少数人的利益，对于整体大局不会有什么影响，就更不应该对这些人的权利予以关注了。但是，少数人的利益就不应予以保护吗？如果法律可以这样，那么这样的法律还可以称之为良法吗？权利与权力之争一旦产生，在法治国家往往会权利制胜。在一个法治国家中，当私权利对决公权力的时候，面对国家这样一个强大的权力主体，法律往往会倾向于保护处于弱势的公民权利。所以，又要实行实名制又要保护公民的隐私权，确实是一个复杂的立法过程。
3.1.3手机实名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短信滥发问题
首先 ,针对短信乱发问题 ,有必要强调的是主管部门首先应加强对电信运营商的管理。如果付出了公众的私权而没有实用性 ,会成为鸡肋法规 ,成为烧钱机器 ,成为影响制定者形象的话柄 ,甚至成为执行部门心中盲目的定心丸。显然 ,天生急功近利的实名制会面临实践的挑战。其次 ,手机实名制并不是解决短信滥发的唯一手段。主管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手段 ,如加强对短信群发业务商的管理 ,加强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等等 ,都可以遏制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此外 ,法律具有滞后性。随着科技的发展 ,手机实名制也不能解决未来可能发生的由其他媒介进行的短信滥发行为[3]。
《胜者为王──与您分享如何赢在法庭》序──与您分享如何赢在法庭
王思鲁
歌德曾经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身处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大千世界，面对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时代语境，我们虽然不敢以高尚自居，但也不甘使自身所著沦为“坏书”。著书立说，为的是有利于当代后世。研习、实践法律二十余载，我们坦言对现实中国司法有深刻的透视，但无意、也无能充当“教父”，所言均为律师职业生涯切身感受而已。是否为“金玉良言”，虽然见仁见智，但我们生性爽直，若不将此与读者分享，便有如鱼鲠在喉。如今得以借出版本书一吐为快，与当事人、与律师同行、与未来法律之星共享“如何赢在法庭”：
“把手指放在善恶交界之处，就可以碰触上帝的袍服”，这是黎巴嫩文豪纪伯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有人将此引为法官裁判之时的内心诉求。断人善恶，本为神祗的权力，血肉之躯“逾越禁区”，执神之权柄，以公平正义之名，宣读神祗于是非对错的旨意，能不谨慎？法官既为俗世正义天平的执掌者，居中裁判，更应该不偏不倚。
美国著名法学家卡多佐曾说：“法官的品格是正义的唯一保障。”既然职司断毁誉，决生死之业，法官品格之于法官职业，是何等的重要！而若将此法官品格的重要性诉诸于法官职业的伦理道德，不难理解，法官职业的导向是公平与正义。同为法律人，何为律师的职业导向，回想过往，每思及此，我们颇有感悟。
我是谁？律师职业导向——最大限度实现当事人的利益
美国著名律师丹诺曾说：“被告辩护律师的责任，在于保护被告免于在犯罪证据不明确的情况下被判刑；如果被告罪证确凿，原则上是争取最低的刑罚。”的确，正是如此，律师的职业导向，便是通过千方百计赢得胜诉，从而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概而言之，即为“胜诉”。但是，此一“胜诉”并非不计成本，也不意味着“无所不用其极”。因为，“胜诉”最终诉诸的还是当事人利益最大化这一结果，而律师职业导向的核心价值亦在于此。
“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职业导向，尽管这一导向与主流不相吻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始终一如既往、矢志不渝。“法律乃善良公正之艺术”，因此，有人便问：既然如此，律师作为法律人，是否应以追求公平正义为己任？的确，此问题曾让不少人迷思，但是，换一角度，孰是孰非，便能豁然开朗。
亚里士多德曾言：“对于一个事例，已听闻两方辩论的人，当然较易于辨别其是非。”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针锋相对，此为三方诉讼结构的制度设计。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为导向，在激烈的博弈中使真理得以在法官重锤下昭示，这是律师职能之所在。律师为法庭之上相对而席中一方的代言人，其并非最终的裁判者，若其追求的并非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公平与正义，岂非越俎代庖，将自身混同于法官？
当然，“追求当事人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律师已经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而一位具有良知的律师绝不会因为有利可图而对所有的“准当事人”“屈躬卑膝”。面前这位“准当事人”是否值得帮助，在接受委托之前，应当有所思量，有所取舍。但是，作为律师，一旦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正如前述丹诺所说，若罪证确凿，你能够做的只是为其争取现行制度内允许的最低刑罚；而若证据不足，你应当做的便是竭尽全力使其合法权益免收公权力的侵犯。而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利益最大化这一导向与公平正义这一诉求是统一的。同时，律师在法庭上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而据理力争，使法官兼听则明，公正判决。若从这个角度看，律师作为维护公正的一股力量也未尝不可，但公正的结果是在律师追求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的。
但是，当当事人利益与公平正义两者出现冲突时，律师应如何取舍？何谓“公平正义”，本来便是“众说纷纭”，而律师若时常扬言自己为“公平正义孜孜不倦之追求者”，又何以取信于当事人呢？既然受托于当事人，自应对其负有“忠实义务”，在现有地制度框架中寻求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途径。此一道理，只要稍加思量即可明了，但为何仍有不少律师偏执迷信于“公平与正义”这件“皇帝的新衣”呢？
在我们看来，这与国人以和为贵、以讼为耻的传统观念有关。孔子曾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样的文化土壤不可能产生类似西方社会的律师阶层，相反，“滋养”了专事搬弄是非、教唆启争继而从中牟利的“讼棍”。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大有别于古代的“讼棍”，但是，现今的公众对于律师也并非无任何偏见，正如美国19世纪著名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所说：“一般人对律师的看法是一个矛盾的混合物，尊敬和蔑视二者兼有。律师在政府和企业界占有领导地位，人们在遇到困难时要向律师求教，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冷嘲热讽地鄙视他们。这种流行的看法是建立在一个信念上的，即人们认为律师使法律复杂化了，如果法律界不玩弄手腕和诡计，法律本来是精确和肯定的。”
何以至此？并非律师队伍中巧言令色者不知自身职责之所在，而是他们想藉此“公平正义”的绚丽外衣哗众取巧，殊不知社会公众对律师表现出来的不信任便是根源于此。舍弃正道，剑走偏锋，以致走火入魔，迷失自我，古人买椟还珠之举已是贻笑大方，而邯郸学步最终也只能使原本自己的真正所求湮没在虚幻的浮华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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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以此为导向，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自然会消弭于信任之中。但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光有导向仍不足以纵横驰骋于律师业界，成为当中的佼佼者。律师办案离不开技巧，风格不同，致胜之道看似迥异，实则万变不离其宗。实战派律师致胜有三重境界：
“拒人于千里之外”为最高境界；
“不战而屈人之兵”次之；
“取上将首级于千军万马之中”再次之。
为何有此高低之分，“扁鹊三兄弟”的故事对此即为最好的阐释：
魏文王曾问名医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医术最好呢？”
扁鹊回答说：“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说：“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里的人才知道。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刚刚发作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只在我们的村子里才小有名气。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看见的都是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他们以为我的医术最高明，因此名气响遍全国。”
“拒人于千里之外”，其制胜之道在于防范未然，使当事人全然无后顾之忧。
“不战而屈人之兵”胜在纠纷始见于端倪便已化解，无需为诉讼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由于此时纠纷已经产生，因而次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