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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法改革中的“相对合理主义”

2000年12月18日 13:40 作者：龙宗智 来源：京,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并进而促进社会公正。为此需要进行一系列合理化变革，包括思想观念更新、组织结构调整、人员素质提高、制度程序改善等等。至于如何变革，则涉及不同的思路和策略。笔者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总体上只能放在社会大系统内，采取司法内外互动的方法，因而只能是条件论的、渐进性的、改良的，也就是说，应当奉行“相对合理主义”。

一、理论前提：公理化思想

相对合理主义并不意味着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它确认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些跨区域文化的、基于人类共同的生存条件和基本需要、反映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准则。社会共同体的规制也存在反映共同规律和要求的普遍性方法。因此，相对合理主义的理论前提是承认具有公理性和普适性的基本准则。就本文讨论的司法制度而言，下列要求具有公理性和普适性：在司法功用方面，司法成为社会主义的体现，成为社会关系有效的调节器和平衡器，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等；在司法建设方面，在合理社会监督下的司法独立，司法内部的非行政化自治，崇高而高明的法官等；在司法程序方面，程序正当化，法官中立以及利益规避，诉讼公开，诉讼平等，诉讼的参与性，诉讼的及时终结性等等。

对于司法制度基本准则的普适性质，近年来已形成相当的国际共识。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以来的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件到与此相关的关于司法活动的一系列准则，如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执法人员行为守则、检察官作用的准则、律师作用的准则、少年司法最低限度司法标准规则等国际法文件，其基本内容表明了不同社会在司法制度的基本构架和操作上的共通性；这方面的实际运作状况表明，对公理性准则的尊重已成为普遍的趋势，例如刑事诉讼国际标准的提出和普遍认可（注：参见岳礼玲、陈瑞华《刑事程序公正的国际标准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樊崇义《论联合国公正审判标准与我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民事诉讼领域中以国际化、宪法化、社会化为特征的改革趋向等等（注：Mauro Cappelletti:"Fundamental Guarantees of the Parties in Civil Litigation: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nternational,and Social Trends",25 Standford Law Review 651,Copyright(c)1993.）。

普遍准则的提出和确立是近代理性主义旗帜下制度合理化，即诉讼合理主义的产物，同时它又与超越任何实证法的自然法思想有关。这里所说的合理包括价值合理与技术合理两个方面。价值合理是指承认基于人类基本生活条件和基本需要的目的性要求，它与自然法思想相接；技术合理，根据M.葛兰特的说法，是指采取有效手段达到既定目的的合理计算，它与实证法中制度与程序的技术性设置相关。普遍准则直接反映人类在社会规制方面的价值合理性要求，如任何人不受非法的逮捕和审判，不受酷刑和其他非人道待遇；同时也反映基于普遍经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技术合理性规则，如司法独立（目的是保证审判公正，从而有效保护应当保护的社会利益）。

然而，公理性法律原则（注：法律原则有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之分。参见孙笑侠《基本原则与行政法》，载《法治研究》第2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孙教授在文中引用了苏联法学家雅维茨在其《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一书中的一段话：“在由法律实践所发展了的非常重要的公理具有特殊意义并扩展到整个法律工作的领域时，它们也应该包括到这些原则之中。特别是关于任何人都不能做他自己案件中的法官和任何人都不应由同一个犯罪而两次受审的主张，就属于这种公理。这些公理的明显性和无可否认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不需要特别的法律说明，或者，严格地说是同样的，它们是对其他原则的详述。”）的普适性是相对的。它只意味着原则的普适性而非具体规范的普适性。这是因为：

第一，法律多元是一种不能忽视的现实（注：对于法律多元，千叶正士先生强调的是“固有法的同一性”，即移植法与固有法的互动，使源于固有法中的一个基本法律原理作为其他原理包括移植法的基本原理的基础而起作用（参见千叶正士《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基本上只有在将移植法和固有法作为两种操作规范体系的意义上是有价值的，而从前述具有公理性、普适性的基本法律准则看，强调移植法和固有法的区别则缺乏意义，甚至容易误导。）。本文中所称法律多元，首先是一种法律价值观的多元，即不同社会的人们对于不同法律价值的意义认识不同，进而由不同的价值等次排列形成不同的价值体系。例如，同为西方社会，英、美与德、法的法律价值观就有区别。一位美国学者曾在比较法国与美国刑事司法制度时指出：“人们认为，目前在法国，经授权的政府干预个人生活的情况，比在美国广泛而深入。……这是因为法国由于历史和经验的缘故更担心犯罪，因而为了获得更多的保护他们宁愿给予政府当局以较大的权力。美国人，至少到目前为止，因为非常害怕政府干预而不愿赋予政府官员以控制个人生活的广泛权力。”（注：〔美〕乔治·W·皮尤：《美国与法国刑事司法制度之比较》，《法学译丛》1986年第4期。）而东西方社会之间，由于所谓团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认同差异，反映在制度上的差别就更为明显（注：法国学者J·埃斯卡拉在考察中国的社会与法制之后得出结论：东西方文化的对比性在法律领域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笔者也曾就中美两国刑事司法的价值观和手段体系（刑事司法制度）作过比较（参见《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1期）。可以说当时的对比性更为明显，近年来，尤其是通过刑诉法的修改，情况有所变化，但价值观与手段体系的差别仍然是十分明显的。）。在对普遍原则的适用上，不同的价值观念可能导致在承认一般原则的时候强调某些原则而淡泊另一些原则，同时也可能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实施方式。例如无罪推定，不同国家重视的程度可能不同，而且在不同国家具体的表述和贯彻的方式也可能不同（注：例如强势的表述为：任何人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都应推定为无罪；弱势的表述为：任何人在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不得认定为有罪。此外无罪推定原则所含控方举证责任、被告诉讼待遇等具体内容也有区别。）。其次，法律的多元意味着方法的多元。就司法制度的设置和运行而言，方法多元意味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共同体在同一目标之下可能采用不同的司法方式。例如，有的社会在司法上可能比较适应直截了当地对簿公堂，凭法律和事实“硬性”解决的方式；而另一些社会，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视人情的社会，其司法总难以保持高度的对抗性。

第二，作为基本准则，应当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弹性的指导规范。也就是说，作为基本准则，即使有时被称为“最低限度”标准，也仍然具有执行的上限和下限。只要不背离其质的规定，在化为具体规则时，可以采取不同的样式。例如司法独立，从质的规定上看，必然排斥任何其他社会力量对司法活动的干涉与强制，但合理的社会监督却不可避免（如平民介入审判、舆论评价审判、政治任免程序间接影响审判等）。当然，独立与受制的比例与性质，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体制下有较大的区别。又如，根据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即避免二次危险的人道主义原则，如果一个人经刑事起诉被判定无罪又因同一罪行再次被起诉和审判，即使是因为发现新的有罪证据，也被普遍认为是违背这一公理性原则的。然而，当一审法院判决无罪后，控诉方能否上诉（抗诉）从而引起可能恶化被告处遇的二次审判程序，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这是“二次危险”，有的则认为这是未完结的第一次程序的继续（注：大致上是英美等强调权利保护的国家持二次论，法德等职权主义国家持继续论。但不尽燃，如英国一些学者也建议赋予控方上诉权，控方上诉后可以加刑。参见J.R.斯宾塞《我们需要起诉人对判决的上诉吗？》，英国《刑事法评论》1987年第11期。）。国际社会似乎并未将“继续论”视为违背基本准则，也未强求两种认识或做法的统一。

上述两个原因，即法律多元和公理的包容性，使得普适性原则为适应不同社会时势会演化为具有不同特征的规范体系。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一方面，我们不能削足适履，不顾本土状况而完全根据某类西方国家的模型来塑造中国的法治；另一方面，承认法律多元并不能否定公理的一元性，承认基本原则的包容性和弹性并不能否认其质的规定性。多元性和包容性不应当用来作为某些不合理（指在公理意义上不合理但可能具有现实的、暂时的“合理性”）现象存在的理由。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我们对法律原则公理性和普适性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我国对国际法律和司法准则的正式确认可为其标准：迄至1998年底，我国已参加17个国际人权公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10月我国政府宣布加入《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国际公约》。对法律公理性和普适性的承认，使我们承担了一种道义上和法律上的义务，即在本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在充分注意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应以公理性法律原则为立法和司法的前提和长期目标，通过切实推进司法改革，使立法与司法同普遍的法律准则逐步一致起来。

二、理论出发点：条件论

相对合理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应对理论，其理论出发点是我国法治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现实（注：这里采用法治初级阶段的说法，不是出于从众心理，也不是将其作为一个随意装东西的“筐”，而是考虑到其他的言说方式难以更准确地表示这种状态，同时它又具有易于被理解的言说基础。）。法治初级阶段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支撑通常所谓现代法治的某些基本的条件还很不充分。

我国尚不具备支撑现代法治的社会结构。现代法秩序的一项重要前提是社会集团的多元化。在集团多元的情况下，为了公平地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必须制订一套中立的、具有普遍性和自治性的法律规范（注：参见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第2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由于我国的法治缺乏这种社会结构的支撑条件，我们的法治战略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予以推进，关于法律与司法的改革也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思考。这可以称为一种“变形虫式的思维方式”（注：千叶正士在《法律多元》中将日本人那种在法秩序中“超越官方法的规则却不藐视它的权威”的特点，称为“变形虫式的思维方式”。），即在一定时段内以某种方式变通某些基本准则却不藐视它的公理性权威，随着条件的具备再进一步实现该普适性要求。

法治的推进与司法的改革还面临一系列制度的设置问题。例如，由于缺乏自治性制度背景，司法独立至多是一种技术性独立，即在具体案件的诉讼过程中为实现司法公正而排除非程序性的干预（注：参见龙宗智、李长青《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载《法学》1998年第12期。）。这种技术性独立因缺乏体制的保障必然是不充分的。在目前体制中，权力机关对诉讼个案的监督和干预，无论其实现个案公正的效果如何，都势必侵犯审判的独立性（注：《法制日报》1998年12月3日报道，四川广元市元坝区人大常委会发现区法院判决一起案件不当，要求法院“此案必须重新调查审理”，后又致函法院“限期整改”，区法院重新调查审理后作了改判。人大对法院的此类个案监督即使在理论上缺乏正当性，却不能说没有实体法的根据。）。法的自治性的缺乏还使司法机关难以采用自治性的组织方式而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采用行政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这使得审判委员会制、院长庭长行政负责制很难避免。

由体制和文化所决定，在社会规范体系中的法律至上以及在司法体系中的审判至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难以确立（注：正如季卫东先生所言，“在中国的现实条件没有根本改变的状况下，建立一个法律至上、审判中心的正义体系的试图很难如愿以偿。勉强为之，则易与‘置天下于法令刑罚之中’的法家同构化。”《法治与选择》，《中外法学》1993年第4期。）。这种状况必然影响到法律制度的设置方式和实施状况，例如司法管辖权范围狭窄，司法判决的既判力和权威性不足，民事经济案件的“执行难”成为判决执行之常态。

缺乏知识化的、具有高度职业道德水平的法律家群体是法治主观条件不足的表现。当前的司法行政官员不仅业务能力不足，而且现代法律意识、操守和品质等素质全面不足。这种状况不可能在一朝一夕改变。现代法治的技术化与精密化（是法治的精密而不一定是法规的严密）以及行为主义（而非法规主义）特征，使法治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司法官员的操作，因此，法治主观条件的不足必然扭曲法的实施方式，损害法的实施效能。

上述问题还直接、间接地牵涉一个影响法治的根本性问题——经济资源。现代法治秩序的维持，司法制度与程序的运行，高素质的司法官员的造就，需要相当的成本。例如，在美国，一项标准化的对抗制审判，即使不是非常复杂的案情，从预审、选择陪审团、法庭调查、辩论到判决，可能会用近一年时间，花去数万、甚至数百万美元。在我国的实际司法操作中，有时仅因缺乏办案经费而不得不采用违规的方法来完成基本的司法任务。显然，中国建立现代法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创造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此外，虽然国人对法律的原则、社会治理的方略以及国家的现状有了相当的认识，但无论是认识本身还是解决方案，仍然缺乏一种充分的理性精神：或者迁就现状，或者习惯于缺乏合理性根据的折衷和妥协，或者偏爱人治而非法治。法治的推进者和司法的改革者除了遇到各种容观限制外，还受到各种非理性的主观制约和羁绊。这将使法治进程更加步履艰难。

任何社会目标的实现均有赖于相关社会条件的成熟。虽然我们应积极地创造条件而不是消极地等待，但如果条件远远不具备，则意味着某一目的近似“乌托邦”。“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地证明，理论上很完美的制度并不一定可以付诸实施，而行之有效的制度却未必是事先设计好的。”（注：季卫东：《法治与选择》。）目前中国法治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法律制度本身而在于支撑制度的条件未具备。我国司法中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种种现实条件的逼迫而采取一些不尽合理的方法，以求保证大致的结果合理性。而改变这些不合理或不尽合理的做法，有待于一系列条件的具备。例如，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在笔者看来是缺乏法理根据的（注：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在实质上损害了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在案件诉讼和审决的意义上是一种法官个人独立，因为司法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性的，全部司法程序是为保证审判法官的客观判断和公正裁决而设置的，而司法责任也是个体化的。审委会作为一个超越审判法官的机构对个案代行了法官的审决权，就侵害了法官在审判中的独立性。第二，它破坏了审判合理性原则。现代审判制度都是一种以各种程序作为保障的直接审理制，而审委会采取间接审理，脱离了直接的证据和事实的接触与审查，规避了审判程序对法官的制约，成为不审而判的法官，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它是有悖于审判理性的。）。尽管如此，目前马上取缔审判委员会仍涉及条件问题：法官业务和道德素质令人担忧；法官数量庞大，在同一法院内司法难以统一和协调；法官尚难以独自承担重大案件判决的社会压力，客观上仍需要一种责任分散或转移机制，等等。这些直接条件又与另一些条件相联系。例如，法官待遇不提高，要保证司法廉洁存在一定难度，但待遇的较大幅度提高，又涉及一系列其他的问题。在应当满足的条件未能满足而又要保证起码的司法公正的情况下，就不得不采用一些不甚合理的方法，如行政性监督的方法。在直接审理的基础上，由一批法官精英有选择地对少数案件进行间接审理，加上明智的主持和引导，其正确性不一定弱于素质不高的法官的单独审理。

应当看到，在一定条件的支撑下，制度对于条件也有一种反作用，即制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对相关条件产生“拉动”作用，驱使人们为了实现制度要求而以超常的努力去创造制度条件。另外，鉴于制度本身的稳定性与社会条件的变动性之间存在矛盾，也需要制度的适当超前以适应一定时期内社会条件的变化。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制对条件的超越都具有某种积极的作用，也可以视为是有效率的。然而，就制度拉动而论，应当注意：

第一，制度拉动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在制度与相关社会条件距离不太大的情况下，制度“先走一步”才能对社会条件产生一种正向的拉动作用。否则，如果某一制度走得太远，根本不具备或基本不具备该制度实施的土壤，那么不仅新制度是无效率的，而且因破坏了原有制度形成的有序状态，会使整个情况变得更糟。

第二，即使是“先走一步”，也并非完全是正向的效应，很可能要付出一定程度的制度无效率的代价。对于不具备实施条件的局部，所设定的法律规范必然是无效率的，将造成局部性的法制破坏和无序状态的发生。

第三，我国立法的“先走一步”实际上已成普遍现象，因此主要问题不在于要无条件地提倡“先走一步”，而是要充分注意法制运行的条件问题。我国的立法速度并不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突出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及有法难依。梁治平先生指出：“法律与社会脱节！法律与文化脱节！这就是当代中国法的基本性格，这就是当代中国法的最大困境。”（注：梁治平：《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一个文化的检讨》，载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理论教研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法律室编《法律社会学》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我国法律实效性不足的基本原因就是现代法相对于社会条件的超前性。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法律超前问题应当十分谨慎。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办法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二十二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职工健康，消除粉尘危害，防止尘肺病发生，促进生产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境内有粉尘作业的企业、事业单位。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本地区尘肺病防治工作的领导。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劳动部门应按各自分工，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
　　各级计委、经委等综合管理部门，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技术改造计划时，应统筹安排尘肺病防治工作。


　　第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应根据国家和省有关卫生标准和防尘规定，制定本系统、本行业的尘肺病防治规划和相应措施，并督促实施。
　　各级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必须指定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乡镇企业尘肺病防治工作，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并指导乡镇企业开展尘肺病防治工作。


　　第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尘肺病防治工作负有直接责任，应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改善劳动条件，使粉尘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达到国家卫生标准。

第二章　防尘





　　第六条　凡有粉尘作业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防尘的规定，采取综合性防尘措施和无尘或低尘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使作业场所粉尘浓度不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暂时达不到国家卫生标准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创造条件，积极治理，并按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的规定逐步达到国家卫生标准。
　　对粉尘危害严重而又难以改进的企业、事业单位，由其主管部门统筹规划，实行关、停、并、转。


　　第七条　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未积极治理，又未采取防护措施，严重影响职工人身安全和健康时，职工有权拒绝操作。


　　第八条　国家尚未规定的粉尘卫生标准，本省需补充的，由省卫生行政部门会同省劳动等有关部门研究制定。


　　第九条　防尘设施和有粉尘危害的生产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应达到《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ＴＪ３６－７９）、《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ＧＢ５３－８５）和国家有关防尘的卫生和技术规定的要求。防尘设施的鉴定和产品定型制度，由省劳动部门会同省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十条　防尘经费应按规定提取，并纳入企业、事业单位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经费计划，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第十一条　严禁任何企业、事业单位将有粉尘危害的作业以任何形式转嫁给乡镇、街道企业或个体工商户。


　　第十二条　中、小学校各类校办实习工厂或车间，禁止从事有粉尘的作业，禁止安排学生参加有粉尘危害的生产劳动。


　　第十三条　职工使用的防止粉尘危害的防护用品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标准。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并教育职工按规定和要求使用。对初次从事粉尘作业的人员，由所在单位进行基本防尘知识的培训和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从事粉尘作业。
　　禁止安排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粉尘作业。


　　第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有粉尘作业的工程项目，为使防尘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有关部门或单位应执行下列规定：
　　（一）计划部门在审批《基本建设工程项目计划任务书》和下达计划时，必须同时提出对防尘的要求和经费安排，并应抄送劳动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
　　（二）设计单位在工程项目的初步设计中，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编写安全和工业卫生专篇。
　　（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应将初步设计按有关规定送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审查同意后，方可施工。
　　（四）竣工验收的项目，建设单位应在竣工验收前两个月向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申请审查、鉴定；前一个月向参加验收的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提交试产期间的劳动安全、卫生状况报告书。竣工验收，必须有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参加，凡不符合要求的不予验收，不得投产。

第三章　监督和监测





　　第十五条　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应分工协作、互相配合，对企业、事业单位的尘肺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


　　第十六条　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监督（监察）人员负责对企业、事业单位的尘肺病防治工作的监督（监察），并具有下列职权：
　　（一）对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的尘肺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二）持监督（监察）员证可进入生产现场进行劳动卫生和工程技术措施、标准的检查、监测，参加有关会议，调阅有关资料，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并提出监督（监察）意见。
　　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可按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的有关规定，对企业、事业单位的尘肺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员应由合格的卫生专业人员担任，经省卫生行政部门考核批准，并发给证、章。劳动安全监察员凭劳动部门发给的安全监察员证执行监察任务。


　　第十八条　有粉尘作业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对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每三个月测定一次。有条件自测的可自行测定，无条件自测的可委托有关测定机构测定。


　　第十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建立测尘资料档案。对测定和监测结果按规定汇总统计后，定期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工会组织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并定期向职工公布。


　　第二十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对有粉尘作业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测尘机构及其测尘人员，应加强业务指导和技术培训。

第四章　健康管理





　　第二十一条　企业、事业单位对新从事粉尘作业的人员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发现有下列疾病者，不得从事粉尘作业：
　　（一）各种类型活动性肺结核病；
　　（二）慢性肝部疾病，严重慢性上呼吸道和支气管疾病；
　　（三）显著影响肺功能的胸膜、胸廓疾病；
　　（四）严重的心血管系统疾病。
　　对在职和离职的从事粉尘作业人员，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并建立健康档案，职工工作调动，其健康档案应随同调转。


　　第二十二条　健康检查的内容、期限和尘肺病诊断标准按《黑龙江省工业劳动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尘肺Ｘ线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以及其他有关职业病管理规定执行。
　　从事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应经地、市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第二十三条　对确诊的尘肺病患者，由职业病诊断机构发给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具体发放办法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对持有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患者，必须将其调离粉尘作业岗位，并给予治疗或疗养。
　　从事粉尘作业的职工，其健康检查费用和患尘肺病的治疗费用，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从事粉尘作业者生前未确诊尘肺病，死亡后家属要求进行病理学诊断的，检查费用由企业、事业单位支付。经病理学诊断为尘肺病的，按尘肺病待遇处理。


　　第二十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必须贯彻执行职业病报告制度，按期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工会组织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职工尘肺病发生和死亡情况。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七条　对在尘肺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奖励；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工会组织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十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给予处罚：
　　（一）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的，应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的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
　　（二）强令尘肺病患者继续从事粉尘作业的，除责令限期将尘肺病患者调离，并安排适当工作外，同时对单位处以二千元以下罚款。
　　（三）不执行测尘制度或健康检查制度的，给予警告，并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
　　（四）假报测尘结果或尘肺病诊断结果的，给予警告，并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的，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
　　（五）防尘设施搁置不用或任意拆除的，给予警告，并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的，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
　　（六）挪用防尘措施经费的，应限期补回，并按挪用经费总额的１０％以下处以罚款。
　　（七）安排未成年人从事粉尘作业的，除责令将其调离粉尘作业岗位外，同时对单位每采用一名未成年人处以五百元罚款。
　　（八）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并责令承接单位停业整顿。
　　（九）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责令停业，并处以二千元以下罚款。
　　（十）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三）、（四）项规定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卫生行政部门或劳动部门作出停业整顿处罚决定的，应事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上一级行政机关应在接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一条　罚款全额上缴同级财政，用于企业改善有害作业条件和进行监测，不得挪用。


　　第三十二条　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和监督、监测人员玩忽职守，违反本办法，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情节轻微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和劳动部门联合进行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