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林业局关于配合检察机关开展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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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关于配合检察机关开展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林业局
国家林业局文件
林资发〔2008〕125号
国家林业局关于配合检察机关开展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国家林业局各派驻森林资源监督机构，各直属调查规划设计院：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精神，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2008年5月至2009年11月间，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入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涉林渎职犯罪案件是这次检察机关专项工作重点查办的六类案件之一。为配合检察机关开展深入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专项行动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林业建设呈现出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但是，一些地方在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核发和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工作中却存在一些违法违规发证审批现象，基层工作人员渎职犯罪问题比较突出。 2007年1月至2008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林业领域工作人员涉嫌渎职侵权犯罪889人，占同期立案侦查行政执法人员渎职侵权犯罪总数的24.54%，居各行业之首。这些问题不仅严重损害了林业主管部门的形象，而且造成了森林资源的破坏，与依法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全面推进现代林业建设和林权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很不适应。检察机关开展这次专项工作，有利于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加强内部管理，促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效能，预防和减少干部违法犯罪，对强化森林资源管理，保护森林资源安全，促进建立完善保护森林资源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各级干部要提高对职务犯罪形势严峻性和危害性的认识，要充分认识这次打击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此为契机，深入做好预防林业职务犯罪工作，严肃查办涉林案件，坚决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为林业各项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依法做好森林资源管理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工作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依据《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做好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的核发和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等行政许可工作。要严格审批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对证明材料不齐全，林木权属不清或有争议的，以及存在《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禁止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情况的，不得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严禁超过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和越权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要严格实行木材凭证运输制度，对没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合法来源和检疫证明的木材，不得核发木材运输证；严禁发给货主或承运人空白木材运输证，由货主或承运人自行填写。要严格依法办理建设项目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手续，认真核实项目建设单位提交的征占用林地申请材料，凡申请材料不全或内容不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不得审核同意或批准；要加大对现地勘验材料的审核；对已经发生非法占用林地的建设项目，应立即责令建设单位停工，依法进行处罚，属于确需征占用林地的，必须提供对非法占用林地依法处罚办结的证明材料，按相关规定办理征占用林地手续；严格按照规定权限办理审核手续，不得越权审批，化整为零审批。要规范森林资源管理行政许可工作程序，对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核发和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等许可内容，要向社会公告，确保审核审批管理工作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三、切实加大森林资源管理和行政执法监督力度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对森林资源行政许可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核发和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等行政许可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对玩忽职守、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和搞人情关系审批等违法违规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和审核审批征占用林地的，以及为林业行政许可提供虚假资料的，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涉嫌犯罪的，要依法移交司法机关。林业行政执法单位要加大对毁林开垦、乱占林地、乱砍滥伐林木、非法运输木材、乱捕滥猎野生动物、乱采滥挖野生植物等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案情复杂、查办难度大且查处有阻力的案件，要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报告；发现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必须依照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将案件移送给森林公安机关，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发现贪污贿赂、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等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
四、健全预防森林资源管理渎职犯罪的长效机制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把预防渎职侵权犯罪问题摆在工作的重要位置，深入掌握实际情况，认真分析涉林渎职犯罪行为的新情况、新特点，掌握新动向、新成因、新形式、新手段，研究新对策，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有针对性地从教育、制度、监督、惩处几个方面采取新措施，加强预防和惩治，及时堵塞漏洞，铲除涉林渎职犯罪滋生蔓延土壤。在规范森林资源管理中，以加强森林采伐限额管理、林地林权管理为重点，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集体会审制、行政许可和执法公示制、责任追究制、效能考评制等，规范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的核发管理，征占用林地的审核审批管理，规范执法行为，从源头上有效遏制森林资源管理系统人员渎职行为的发生。
五、主动配合做好专项工作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进一步增强森林资源管理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切实承担起保护森林资源的行政职责。收到本通知后，要及时组织所属部门的干部职工，特别是森林资源管理、林业行政执法人员，认真学习《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入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和《深入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专项工作所涉渎职犯罪罪名及立案标准》（附件1、2）。要结合本次专项工作，迅速组织力量，对辖区内破坏森林资源，特别是对乱批滥占林地、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该移交而不移交的刑事案件以及在履行职责中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问题，全面进行排查。要认真执行《关于人民检察院与林业主管部门在查处和预防渎职等职务犯罪工作中加强联系和协作的意见》（高检会〔2007〕11号），发现问题及时与检察部门沟通。要组织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尤其对案件多发、易发的岗位和环节，要将检察机关请进来，利用林业系统发生的典型案例，开展经常性的教育，通过这些形式，警示和教育林业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增强预防职务犯罪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意识，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做到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
特此通知。
附件：1.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入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实施方案
2.深入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专项工作所涉渎职犯罪罪名及立案标准
二OO八年六月十三日
审计机关审计证据准则
审计署
审计机关审计证据准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收集、使用审计证据的行为，保证审计工作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审计证据，是指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获取的用以说明审计事项真相，形成审计结论基础的证明材料。
第三条 审计证据有下列几种：
（一）以书面形式存在并证明审计事项的书面证据；
（二）以实物形式存在并证明审计事项的实物证据；
（三）以录音录像或者计算机储存、处理的证明审计事项的视听或者电子数据资料；
（四）与审计事项有关人员提供的口头证据；
（五）专门机构或者专门人员的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
（六）其他证据。
第四条 审计人员收集的审计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相关性、充分性和合法性。
客观性是指审计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材料。
相关性是指审计证据与审计事项之间有实质性联系。
充分性是指审计证据足以证明审计事项并形成审计结论。
合法性是指审计证据必须符合法定种类，并依照法定程序取得。
第五条 审计人员可以通过检查、监盘、观察、查询及函证、计算、分析性复核等方法，收集审计证据。
检查是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资料和其他书面文件的审阅与复核。
监盘是审计人员现场监督被审计单位各种实物资产及现金、有价证券等的盘点，并进行适当的抽查。
观察是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的经营场所、实物资产和有关业务活动及其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等所进行的实地察看。
查询是审计人员对与审计事项有关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的书面或者口头询问。
函证是审计人员为证明被审计单位会计资料所载事项而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发函询证。
计算是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会计资料中的数据所进行的验算或者另行计算。
分析性复核是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重要的比率或者趋势进行的分析，包括调查异常变动项目以及这些重要比率或者趋势与预期数额和相关信息的差异。
第六条 审计机关应当收集、取得能够证明审计事项的原始资料、有关文件和实物等原始证据；不能或者不宜取得原始资料、有关文件和实物的，可以采取文字记录、摘录、复印、拍照等方式取得审计证据。
第七条 审计组和审计人员在审计中如有特殊需要，可以聘请专门机构或者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对审计事项中某些专门问题进行鉴定，取得鉴定结论，作为审计证据。
第八条 审计人员收集的有关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的审计证据，应当由有关单位、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第九条 审计人员对证据提供者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审计证据，应当注明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原因和日期。拒绝签名或者盖章不影响事实存在的，该审计证据仍然有效。
第十条 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或者有关人员有异议的审计证据，应当进行核实。对确有错误和偏差的，应当重新取证。
第十一条 审计组在提出审计报告前，应当对收集的审计证据进行归纳、分析和判断，形成审计结论。
审计组对收集的审计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充分性和合法性进行鉴定，如果发现审计证据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进一步取证。
第十二条 审计人员运用审计证据时，应当考虑审计证据相互印证、来源的可靠性程度。
第十三条 审计人员应当将获取审计证据的名称、来源、内容和时间等清晰、完整地记录在审计工作底稿中。
审计证据经过鉴定、整理后，附在相应的审计工作底稿之后。
第十四条 审计人员在收集审计证据时，对认为必要的审计证据应当及时取证；在当时不能取得而以后审计证据可能灭失或者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县级以上审计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
第十五条 审计组在审计过程中，有根据认为被审计单位可能转移、隐匿、篡改、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电子数据、数据结构文档和其他资料的，有权采取取证措施；必要时，经审计机关负责人批准，有权暂时封存被审计单位与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账册资料。
第十六条 审计证据应当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归入审计档案。
第十七条 本准则由审计署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审计署于1996年12月11日发布的《审计机关审计证据准则》（审法发〔1996〕341号）同时废止。
城市管理“乱相”的宪政维度
刘建昆
城市管理当今中国最具争议的一个法律部门。城市管理中公权力运用与公民权利保障发生冲突的问题，经常为世人诟病。然而从另外的层面上来看，城市管理（包括城管执法）中所展现出来的纷纭“乱相”，其实是与宪政层面上的其他两个方面密不可分：
一、公有财产及其分级管理的维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争议语境中城市管理，其最本质的特征即城市人民政府对于公共设施、公物的管理和保护。这两个条款，是宪法中关于城市管理和城管执法方面的公物管理权及公物警察权的基本条款。
在发达国家，无不实行公物的分级管理体制。以最为典型的公物——道路为例，法国道路分为“国有道路、省有道路、市镇道路”，“1930年的一个法律把大约40，000公里的省道和市镇道路的所有权移转于国家。1972年的一个法律规定大约55，000公里的国有道路可以移作为省道”。我国公路法也采用了公路分级管理体制。这些立法例表明，作为公有财产的公物，应当实行分级管理制度，也就是说，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公物划分给中央和各地分别行使其管理权，是公物法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反观我国《物权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作为基本原则，这一规定实际上也给公物的分级管理留下了拓展的空间，在域外，凡举重要公物的管理及其警察权保护，多以法律定之，如法国的《海岸法》，日本的《下水道法》，台湾地区《共同管道法》，诸如此类。但是遗憾的是，除了《公路法》，我国大量的公物例如城市公园，广场，市区道路、市政设施等，根据现有法律（包括国务院和建设部的法规），难以确定区分其级别，这些公物的管理体制依据多是基于地方自定的规则、惯例而不是法律。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各级政府在公物管理权的行使上，十分混乱。同样，作为与公物管理制度密切相关的公物警察权制度，也因此异彩纷呈。各级各地纷纷制定相应的城市“相对最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各种规定，然而受地方立法权限的限制，这些规定从保护范围到保护手段，距离科学化相去甚远。
实施公物分级管理体制，必须要在宪政层面上确认公有财产产权的分级所权，以此建立公物的分级管理制度，并且规定公物分级管理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即地方各级在哪一个层面上，在哪一个范围内可以自行制定公物管理权和公务物警察权的规则，在具体实施中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二、单一体制下地方自治的维度。
实行地方自治，可以开发人民智识，促进地方文明开化，提高民众自主能力。然而在我国现行“单一制”体制下，地方自治缺乏法定权力的空间，由此在公物法带来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尽管地方各级实际掌握、管理和保护着大量的公物，但是这种掌握、管理和保护很难得到法律层面的确认，公物分级管理的制度十分混乱。可以说，我国城管制度的乱相，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地方与中央的权责不清有很大的联系。
在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中，公的设施是管理一项重要自治权力。根据日本的自治法，公的设施是指普通地方公共团体为增进居民福利而建造的供居民利用的设施。“关于公的设施的管理，除法律和政令有特别规定的，必须由地方公共团体议会条例对其作出规定。原因在于:居民利用、使用公的设施时，有关使用申请程序、使用条件等事项必须事前让居民知晓，给予居民使用上的便利。同时，还有必要排除违反便利居民目的的运营管理方式。地方公共团体制定有关公的设施管理条例时，应规定的事项包括:利用公的设施的许可、利用费的金领和收取方法及利用费的减免、利用的限制、公的设施管理的委托、罚则等。”在台湾地区，城市管理中如摊贩管理、市区道路挖掘的公物警察等，也均属自治事项，各地方可以制定各种自治条例。
可以说，即便是中央在产权层面上对城市公共设施等公物的管理和保护有了立法，中央也不可能对地方的管理事物大包大揽，其具体的执行和管理、保护，有必须下放到地方各级政府。从实务的上看，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公用设施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确是是一种地方事权。然而，与财政税收上“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中国式自治悖论一样，目前城市公物管理和保护的放，同样出现的“乱”的迹象。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究竟什么样的地方自治制度才是适合中国的？
笔者曾经偶尔看到台湾地区某地方议员讨论当地摊贩问题和违章建筑问题的速记录，一个深切的感觉是，没有真正意义上地方民主的滋养，是形成不了真正的地方自治的；尤其在城管执法方面，当完善的中央立法与独立的地方治权这两种重要支撑均不存在的情况下，恐怕还要乱上一段时间。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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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