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总理会晤联合新闻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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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种子条例


（2003年12月19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经营、使用、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种子和林木种子的监督管理工作,其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负责具体管理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协同做好相关工作。
种子行政监督管理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坚持科教兴农，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品种选育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研究，保护科研成果，鼓励和支持企业与科研单位、学校合作进行种子的选育、生产并依法保护其合法利益。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种质资源保护和良种选育、生产、更新、推广工作。
省人民政府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扶持良种选育和推广。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贮备一定数量的救灾备荒种子，并对贮备的种子定期检验更新。
第二章 种质资源保护与品种审定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种质资源的保护，建立省级种质资源库、种质资源保护区或者种质资源保护地，有计划地收集、整理、鉴定、登记、保存、交流和利用种质资源，并定期公布本省可利用的种质资源目录。
禁止采集或者采伐省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因科研等特殊情况需要采集或者采伐的，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需要对下列种质资源确定保护范围，设立保护标志，加强保护管理：
（一）农作物的野生种、野生近缘种、濒危稀有种和保护区、保护地、种质圃内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二）良种采穗圃、种子园、母树林、科学实验林、省级采种基地的林木种质资源；
（三）优良林分、优良种源等种质资源；
（四）珍稀、濒危树种及古树名木；
（五）其他具有保护价值的种质资源。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设立农作物品种和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承担本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品种的审定工作。
省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品种审定小组，承担适宜于在特定生态区域内推广应用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品种的审定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公布审定通过的品种。
第九条 相邻省、直辖市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种子和主要林木良种，经省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可以在本省同一适宜生态区域经营、推广。
第十条 本省审定通过或者同意引进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良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不可克服的弱点或者严重退化的，经省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核确认后发布公告，停止经营、推广。
第十一条 经营、推广非主要农作物新品种或者从省外引进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应当经过试验、示范，确定适宜推广的区域。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良种推广计划，定期公布推广品种名录。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进行品种选育及引进、开发、经营、推广新品种，鼓励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经营、推广相结合，推动种子产业化。
第三章 种子生产
第十三条 商品种子生产应当执行种子生产技术规程和种子检验、检疫规程。生产的种子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没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地方标准；没有地方标准的，应当符合企业标准。
第十四条 种子生产企业应当建立种子生产质量保证制度，严格按照标准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不得将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种子投入市场。
种子生产企业应当按照省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格式建立种子生产档案。
鼓励种子生产企业申请种子质量认证。
第十五条 主要农作物和主要林木商品种子生产实行许可制度。
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种原种种子和主要林木良种的种子生产许可证由生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省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其他种子生产许可证 ，由种子生产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第十六条 申请领取种子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条件。
申请生产许可证的农作物种子必须是通过审定的品种或者是已进入品种审定生产试验阶段的品系。
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实行一品一证。
第十七条 申请领取种子生产许可证，由直接组织种子生产的单位或者个人提出申请，并按照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提交有关材料。
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的申请，不得迟于种子播种前六十日。
第十八条 种子生产许可证审核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审核时应当对隔离和培育条件、有无检疫性病虫害、晒场或者烘干设备、仓储设施等进行实地考察。对符合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上报核发机关；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种子生产许可证核发机关应当在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二十日内完成核发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发给种子生产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将不予批准的原因书面通知申请人。
种子生产许可证核发机关，应当及时公布种子生产许可证的发放情况。
第十九条　种子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
生产具有植物新品种权种子的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根据品种权人同意的期限确定，但不得超过三年。进入品种审定生产试验阶段的种子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一年。
种子生产许可证注明项目需要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手续。
第四章 种子经营
第二十条 种子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种子经营者必须先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凭种子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或者变更营业执照。
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种原种种子、主要林木良种的种子经营许可证由种子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省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其他种子经营许可证，由种子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第二十一条 申请领取种子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条件，并按照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审核机关提交有关材料。
第二十二条 种子经营许可证审核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二十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审核时应当对经营场所、加工贮藏设施、检验设施和仪器等进行实地考察。对符合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上报核发机关；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种子经营许可证核发机关应当在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二十日内完成核发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发给种子经营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将不予批准的原因书面通知申请人。
种子经营许可证核发机关，应当于每年年初公布上一年度种子经营许可证的发放情况。
第二十三条 种子经营者应当按照省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格式建立种子经营档案。
第二十四条 受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书面委托代销其种子或者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可以不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在营业执照上注明受委托代销种子或者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
第二十五条 农民自繁、自用的剩余农作物常规种子可以在集贸市场上出售、串换，不需要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具体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使用出售、串换的种子因种子质量问题造成损失的，种子提供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 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可以在核准的有效区域内委托代销其种子。委托、受托双方必须签订协议书，明确代销的品种、数量、期限及双方权利、义务、责任。
委托者应当对其委托代销的种子质量负责。
受委托者只能经营委托方的种子，不得再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代销种子。
受委托者应当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委托协议书。
第二十七条 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相应的资金和种子技术人员。
第二十八条 种子经营者销售种子时，应当向购种者开具销售凭证；受委托代销种子的，应当在销售凭证上注明种子销售的委托方。
种子经营者销售主要农作物种子和主要林木良种时，应当向购种者提供种子说明。其中主要性状描述、栽培措施和适宜种植区域应当与品种审定公告一致。
第二十九条 发布种子广告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有关广告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种子广告对种子主要性状的描述应当与审定公告一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种子广告的监督管理。
发布虚假种子广告，欺骗和误导购买者，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赔偿等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种子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章 种子管理与纠纷处理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种子生产者、经营者提供信息、咨询、技术等公共服务，对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跟踪服务与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发布种子需求预测信息，为使用者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引导使用者使用优良品种，做好新品种的示范工作；加强种子知识的培训、宣传和普及工作，提高使用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第三十二条 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参与和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种子行政主管部门和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与生产经营单位在人事和财务上必须分开。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种子质量的监督管理，对生产、经营假、劣种子，冒用他人许可证生产、经营种子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及时予以查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年度种子质量抽检计划并组织实施；抽检结果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种子质量抽检不得收取费用，种子生产、经营者应当配合抽检。
第三十四条 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
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相应的种子质量检验检测设备、设施；
（二）有三名以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条件的种子质量检验员；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应当通过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监督部门计量认证，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监督、农业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接受委托开展种子质量检验。
第三十五条 由于不可抗力原因，生产上必须使用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种用标准的农作物种子，应当经用种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林木种子应当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在种子标签上注明种子的实际质量指标和使用方法。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查处涉嫌违法行为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实施现场检查；
（二）查阅、复印、摘录当事人有关的生产经营档案、合同、发票、帐簿、出入库凭证、货运单、检疫证书、检验结果、标签以及其它有关资料；
（三）封存、暂扣涉嫌违法生产、经营的种子；
（四）要求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行使前款第（三）项职权，应当出具书面凭证，并在七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三十七条 种子使用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购买种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强迫种子使用者违背自己的意愿购买、使用种子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 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销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销售种子经营者赔偿后，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销售种子经营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
种子使用者购买委托代销的种子因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可以直接向委托方要求赔偿。
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可得利益损失。
第三十九条　种子使用者的可得利益损失计算，双方有合同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可以按照以下方法计算：
（一）农作物种子使用者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可以按其所在乡（镇）前三年单位面积同种作物的平均产值减去实际产值计算；
（二）林木种子使用者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可以按照购种价款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计算。
有关费用包括购买种子支出的交通费、鉴定费、误工费等。
第四十条 因使用种子发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设立农作物种子、林木种子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承担种子事故的技术鉴定工作。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批准采集或者采伐省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未经同意在本省经营、推广相邻省、直辖市主要农作物种子和主要林木良种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推广，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超越种子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范围委托代销种子的；
（二）接受委托代销的种子经营者超越委托范围经营种子的；
（三）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者将包装种子拆包销售的；
(四) 经营的主要农作物种子和主要林木良种的说明没有标注适宜种植区域或者标注的适宜种植区域与审定公告不一致的。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经营无种子生产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生产的主要农作物和主要林木种子的；
（二）经营应取得而未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种子的。
第四十六条 弄虚作假、采取欺骗手段取得种子生产许可证或者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由审批机关吊销其许可证并予以公告，且三年内不得申领种子生产许可证或者种子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未向购种者开具销售凭证或者未在销售凭证上注明种子销售的委托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一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出具虚假检验证明的，与种子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并依法追究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及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转移、藏匿被封存、暂扣的种子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处以转移、藏匿种子货值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种子行政管理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具备条件的生产者、经营者核发种子生产许可证或者种子经营许可证的；
（二）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
（三）违反法定权限、程序执法的；
（四）刁难当事人、乱收费或者索贿受贿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1996年6月11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江苏省农作物种子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论侵害生命权中受害人父母的赡养期待利益损失
——对《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28条的检讨
李红军 攀枝花学院

内容摘要：在侵害生命权的案件中，受害人父母的赡养利益损失包括可得的和可期待的两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28条的规定将受害人父母赡养利益赔偿纳入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项目中，笔者在对受害人父母赡养利益赔偿和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这两者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使受害人父母丧失了获得可期待赡养费损失的机会，违背了全面赔偿原则。因此，对受害人父母赡养利益的赔偿应作为一项独立的赔偿项目，同时对受害人父母遭受的可得赡养利益损失或可期待赡养利益损失进行赔偿。

关键词：侵害生命权 赡养利益损失 赔偿
一、一则案例
以下是一则笔者代理的交通事故案例：受害人为男性，17周岁，农业人口，在校学生，2005年6月，受害人横过校门外公路时被侵权人所驾货运车撞击，当场死亡，经过交警部门认定，侵权人负全责。其近亲属状况为：父亲已亡；母亲事故发生时62岁，务农；姐，事故发生时35岁，有重度智力障碍，未婚。2005年7月，本案刑事判决生效，侵权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随后，受害人之母向当地法庭提起诉讼，法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合计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判决理由是受害人属在校学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受其赡养，且原告长期务农、没有证据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
这起案例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原告却因此丧失了晚年生活的全部保障。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原告的损害没有得到全部赔偿——侵权人侵害了原告依婚姻法规定享有的可期待的赡养利益，但无须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显然，《解释》第28条没有贯彻全面赔偿的原则[1]，而是将侵权害可期待赡养利益的成本分配给了原告，既然该条文涉及到侵权成本在利害双方间的分配，笔者认为，《解释》第28条的规定是否正义、是否有效益就必须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检讨。

二、现有规定的分析：
在侵权致人死亡纠纷中，我国关于受害人父母的赡养费请求权被纳入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一项目中，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第28条规定了被扶养人的认定标准及赔偿计算方法。这一规定中对被扶养人的认定标准是有两个，一是受害人依法应当对其承担扶养义务、二是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而“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时间点没有明文规定，但从该《解释》第条来看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定》规定的举证期来看，应当解释为一审法庭辩论终结。
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有较大的缺陷，忽略了生育行为的经济意义，进而忽略了父母将来损失劳动能力的可能性。
在任何社会，生育行为均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国家和时代尤其如此，所谓“养儿防老”即是最通俗的表达，这方面的论著已经非常细致[2]，毋庸置疑。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28条的规定，如果父母在侵权致子女死亡时尚未年老、尚未损失劳动能力，则不享有被抚养人生活费，那么等到父母年老体衰时，其赡养义务将如何承担？比如前述案例中的原告，她62岁或许可以务农为生，但65岁呢？又或患重大疾病呢？显然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本应得到的利益，而最高院《解释》第28条的规定原应矫正但却没有矫正这种不正义，违背了起码的正义观念。
论者或许认为原告的赡养应当由社会保障来承担[3]，这种观点事实上也是《解释》第28条规定必然导致的结果，但笔者认为，这违背了侵权法的宗旨-----补偿损害和遏制潜在的侵权人，既没有效益、也不具备可操作性。
其没有效益之处在于将侵权行为的间接损害后果转嫁给整个社会来承担，其实质是将应由侵权人承担的侵权成本外化为社会成本，等于是由社会来承担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这无疑降低了加害人的侵权成本，将可能诱导潜在的加害人降低防御支出，从而增加了侵权发生的几率，而侵权发生几率的增加反过来又进一步导致侵权成本的增加，因此《解释》第28条的规定让社会承担了私人的侵权成本却没有降低侵权发生的几率，其分配成本的方法是没有效益的。
其不可操作之处在于忽略了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尚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现实。假如受害人父母属于尚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地区的农村人，在侵权赔偿诉讼终结后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那么其赡养问题将如何解决？
笔者认为，出现前述问题的原因在于《解释》第17条、第28条的规定将对受害人父母赡养费损失的赔偿纳入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之中，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使受害人父母丧失了获得可期待赡养费损失的机会。

三、对受害人父母赡养费损失的赔偿应作为一项独立的赔偿项目；
笔者认为受害人父母赡养费损失与其他被抚养人生活费损失之间至少存在如下差异[4]：
从范围上看，前者的范围大于后者；在侵权致人死亡的案件中，间接受害人大致包括受害人的父母和其他由受害人抚养的被抚养人，其中受害人父母的赡养费损失可以是可得利益损失、也可能是可期待利益损失，而其他被抚养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损失仅限于可得利益损失。由于《解释》第17条、第28条没有区分赡养费损失和被抚养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损失，因此使受害人父母丧失了获得可期待赡养费损失的机会。
从性质上看，前者属于期待权损失或者既得权损失，后者仅限于既得权损失；
如果侵权发生时父母已经满足第28条规定的条件，则受害人父母的赡养费损失是一种可得利益损失，依照《解释》第17条的规定可以获得赔偿；
如果侵权发生时父母未满足第28条规定的条件,则受害人父母的赡养费损失是一种可期待利益损失，侵权行为侵犯了父母对赡养费期待权。
所谓期待权（Expectant Right）——按照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是一种附条件的权利，该权利尚未确定，是一项取决于现有条件继续存在直到将来特定事件发生的权利[5]。按照王轶的观点，期待权的类型应包括（1）附条件或附期限的民事权利；（2）履行期尚未届至的债权；（3）采登记要件的物权让与（或设定）尚未办理登记时，受让人的法律地位（4）时效取得占有人在时效届满前的法律地位[6]。
父母对赡养费的请求权属于一种基于父母身份和《婚姻法》的规定而附条件的民事权利[7]，属于期待权的一种，是否既得取决于父母是否丧失劳动能力或发生生活困难[8]。
由于在侵权致人死亡案件中，父母赡养费的损失与其他抚养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损失存在范围和性质上的差异，笔者认为，有必要将父母的赡养费赔偿从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项目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赔偿项目进行赔偿[9]。

四、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
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对受害人父母赡养费的赔偿不以父母是否丧失劳动能力作为条件，其计算期间是从受害人有赡养能力开始计算（考虑到被害人受教育及服兵役的时间，实际从受害人24岁开始计算），推算致父母65岁为止；计算基数为200元新台币；采用霍夫曼计算法，扣减利息。从计算期间来看，台湾地区的实践显然是考虑到赡养费乃亲属法上的义务，不以父母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为条件[9]。
此外，按照《德国民法典》第844条的规定[10]：如果死者在被害当时，根据法律对第三人有抚养义务或者有可能负抚养义务的关系，而第三人因死者被害致死而被剥夺其受抚养的权利的，赔偿义务人应当向第三人支付定期金作为损害赔偿，如同死者在其可能生存期间内有义务提供抚养一样。显然，这条规定中的“有可能负抚养义务的关系”就包括了期待的抚养关系。
五、受害人父母赡养费的计算；
台湾地区的计算方法虽然十分合理，但完全不考虑父母自身年龄和劳动能力的情况，于赔偿义务人而言，未免过重。且按照在我国大陆地区的民俗，子女支付父母赡养费多数是以父母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为条件的，而依照《婚姻法》的规定，父母能够提起赡养费请求诉讼也是以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苦难作为条件。应此，笔者认为：
在计算赡养费期间的确定上：父母赡养费的计算期间应以通常社会观念认为不适宜劳动的年龄并结合子女达到具备赡养能力的年龄为起点，计算致当地可预期平均寿命为止，但不得低于5年。其中父母不适宜劳动的年龄可参考城镇职工退休年龄，子女具备赡养能力的年龄可确定为18周岁，如父母未退休子女先具备赡养能力以父母退休年龄为计算起点，如父母先退休子女后具备赡养能力则以子女具备赡养能力时父母的年龄作为计算起点。
在计算基数上，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来确定，即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计算依据，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在计算方法上，应采用霍夫曼计算法，以总赔偿额扣减利息。

四、受害人及其父母有与过失对赡养期待利益损失的赔偿的影响；
受害人父母赡养期待利益损失的赔偿时，受害人及其父母有与过失是否构成抗辩理由？在《民法通则》及《解释》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的规定中，均没有明确受害人及被护养人的过失是否可以作为抗辩理由。笔者认为，在实行过错责任归责的一般侵权损害中，应当作肯定解释，理由主要是基于：
首先、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依《民法通则》第131条的规定，该条规定中的“受害人”是属概念，应包括直接受害人及间接受害人，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因此“损害”一词就当然包括直接受害人所受损害及间接受害人所受损害。
其次、从利益衡量的角度来看，在受害人有与过失的情况下，虽然其父母作为间接受害人享有的请求权是一项独立的请求权，但这一请求权的产生系基于受害人被侵权的事实，在受害人有与过失的情况下，造成受害人父母赡养利益损失的过错有两个，即加害人的过错和受害人的过错，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下，过错是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因，正如耶林所谓：[10]，因此，对于受害人的过错，因其主体消灭，故其父母亦应承担[11]，否则等于是令赔偿义务人对受害人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于赔偿义务人未免不公。
在父母作为间接受害人有与过失的情况下，父母自身的过错即是导致受损害的原因，依照过错责任原则的要求，父母自应以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损失，当无疑议。
再次、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德国民法典》846条对此一问题设有明文[12]；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虽无明文规定，但事务上也认可在直接受害人有与过失的情况下，对间接受害人的损失，加害人得减轻或免除赔偿责任[13]；日本民法也无明文规定，但判例学说均采肯定观点[14]。
最后，即使在直接受害人无识别能力的情况下，其有与过失仍然应构成抗辩理由。关于直接受害人无识别能力是否构成有与过失的问题，学者对此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对立的观点[15]，笔者认为当以否定一说为是，理由在于有与过失中的“过失”一词，与通常意义上的过失不同，系疏忽对自身利益的照顾，学者称为非固有意义的过失，又称对自己之过失；而一般意义上的过失系行为人对受害人应负注意义务的疏忽或懈怠，以对注意义务的违反为前提，学者称为固有意义的过失，又称对他人之过失[16]。
在受害人有与过失时所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其根本原因并非受害人违反了保护自己的注意义务，或者成文的法律规定，而只是基于法律公平的精神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使加害人不去承担那部分并非因自己造成的损害[17]，因此，受害人的过失勿须受害人具有识别能力[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