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布首批国家水利风景区的通知

上一篇: 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人事部关于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的指导意见
下一篇: 上海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条例（2003年修正）

国务院批转劳动部、财政部、国家计委


国务院批转劳动部、财政部、国家计委

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同意劳动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
益挂钩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

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和对企业工资实行分级管理，是企业工资制度和工资计划
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根据中央关于治理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
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注意总结过去试点的经验，认真搞好宏观调
节和管理，切实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保证积极稳妥的做好这项工作。

附:
劳动部、财政部、国家计委

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意见

国务院：

一九八五年以来，全国有部分企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
国发〔１９８５〕２号）精神，以各种形式试行了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实践表明，这
种办法对于增强企业活力、发挥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办法还不够完善，如工资的增加未能剔除不合理的涨价
因素等，从而不利于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不利于稳定物价和控制通货膨胀。因此，必
须在推行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同时，进一步改进和逐步完善挂钩办法，现对有关
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国家对企业工资实行分级管理体制，即国家对地区（指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下同）和部门实行全地区、部门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总挂钩，总挂钩的工资总
额基数、经济效益指标和基数、浮动的总比例，由劳动部、财政部、国家计委核定；地区和
部门在国家核定的基数和浮动比例范围内，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对不同企业实行不同的工资
分配方法，审批其挂钩的形式、基数和比例。暂不能实行总挂钩的地区和部门，要实行企业
工资总额包干办法。

二、地区和部门总挂钩的工资总额基数，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构成的规定，原
则上以本地区、本部门所属国营企业的上年工资总额年报数（不包括价格补贴和原材料节约
奖）为基础进行核定，对个别情况个别处理。

三、地区和部门总挂钩的经济效益指标，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对地区、部门综合经济效
益的要求确定。地区总挂钩，可以上缴税利、实现税利为主要挂钩指标，个别地区也可选用
其他适当的指标。部门总挂钩，可以上缴税利或实物（工作）量为主要挂钩指标，有的也可
以同几个指标复合挂钩。挂钩的经济效益指标基数，一般以上年实际完成数为基础进行核定；
如果上年实际完成数低于前三年平均数，则以前三年平均数为基础核定。

四、地区和部门总挂钩的工资浮动总比例，以劳动生产率、人均税利和人均非农业国民
收入的水平为主要依据，同时考虑工资税利率等经济指标确定，以体现不同地区、部门之间
企业经济效益高低和潜力大小的差别。经济效益增减１％，工资总额一般增减０．５％至０
．７５％，有特殊情况，经国务院批准可以适当增加一点。

五、地区和部门实行总挂钩后，增减职工原则上不再增减工资总额。但按国家政策规定
安排复员退伍军人、军队转业干部，可以相应调整工资总额基数。新建、扩建项目，属于国
家及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部门一级的计划立项并正式移交生产的，经劳动部、
财政部、国家计委核定，对新增加职工，可以适当调整工资总额基数，同时相应调整挂钩的
经济效益指标基数。地区和部门总挂钩后，职工成建制地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与部
门之间调入调出，其工资总额的挂钩和经济效益基数，按上年决算数如实划转。

六、地区和部门要在国家核定的总基数和总比例范围内核定所属企业工资与经济效益挂
钩的基数和比例，并要保证全地区、部门企业工资总额的实际增长不超过国家规定的浮动总
比例。年终执行结果，作为检查地区和部门企业年度工资总额计划的依据，如超过了浮动总
比例，超过的部分，要在下年度工资总额基数中扣减，同时相应增加地区、部门当年上缴中
央财政的数额；如没有达到浮动总比例，差额部分留在地区、部门作为工资调节基金指标，
自行掌握调剂使用。

七、地区、部门实行总挂钩后，要严格监督考核挂钩企业执行物价政策情况，对于企业
因产品销售价格上涨而增加的盈利要采取措施合理剔除，不得计提效益工资。

八、地区和部门对企业可以确定采用不同的挂钩形式，但必须符合国民经济发展对企业
经济效益的要求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当前可以实行工资总额同上缴税利、实现税利、实
物销售量、实际工作量挂钩等形式，也可以实行工资总额同几个经济效益指标复合挂钩的形
式。实践证明建筑施工企业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办法弊病较多，应切实加以改进，首先必
须剔除计提含量工资的产值中的涨价因素。地区和部门还可以在少数企业试行其他挂钩形式，
继续摸索经验。

九、对所有实行挂钩的企业，除考核主要挂钩指标外，必须同时考核质量、消耗、安全、
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技术指标，其中质量指标要作为否定指标。铁路、民航、航运等交通运输
企业和电力企业，要把安全运营作为必须严格考核的重要指标。其他经济技术指标，由各地
区、各部门根据不同行业、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要求并负责考核。为了保证国家利益，除
以上缴税利为主要挂钩指标的企业外，实行其他各种挂钩形式的行业、企业、都要规定必保
的上缴税利额度或增长幅度，完不成上缴税利任务的，要相应扣减工资增长基金。对出口创
汇企业，还要考核换汇成本。对商业服务企业要考核执行政策、服务质量等，特别要严格监
督执行物价政策的情况，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害消费者利益。

十、地区和部门在核定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比例时，要注意企业之间经
济效益水平的横向比较，一般与同行业平均水平相比，以人均税利、工资税利率、资金税利
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为依据确定各企业的挂钩浮动比例。经济效益增减１％，工资总额一
般增减０．３％至０．７％。实行工资总额同实物量（工作量）挂钩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
干办法的企业，完成核定的产量，产值基数部分，按核定的工资系数（含量）提取工资；产
量、产值增长超过一定幅度，应适当核低工资系数（含量），以保证企业工资总额的增长低
于经济效益的增长，职工工资水平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

十一、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以后实行挂钩的企业，工资总额基数的基本工资部分在成本
中开支，奖金部分在企业留利中开支，新增效益工资可按基本工资与奖金的比例，分别在成
本和留利中开支。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以前实行挂钩的企业，经国务院或劳动部和财政部批
准的挂钩企业，仍按原规定执行；未经国务院或劳动部和财政部审批的挂钩企业，如果奖金
已由成本开支的，其由成本开支的奖金（包括核入工资总额基数中的奖金和新增效益工资中
的奖金），按规定征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另行通知。

十二、今后，企业主要靠提高经济效益给职工增加工资。企业按比例提取的效益工资在
使用时要适当留有结余，保持以丰补歉的工资储备金，这要作为企业目标责任制的一项重要
内容。

十三、实行挂钩的企业，工资增长超过一定幅度时，要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工资调节税；
未实行挂钩的企业，继续按规定缴纳奖金税。对企业用奖励基金、效益工资或其他资金来源
发放的各种形式的奖金、津贴或实物，都要照章纳税（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劳动部另行规定）
。任何地区、部门不得以任何借口放宽征税起点、降低税率，已经自行开口子的，要坚决纠
正。

十四、企业要进一步搞好内部工资分配，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使职
工的劳动报酬同其劳动贡献密切挂起钩来。这是深化企业改革，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环
节。内部分配的具体形式，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自行决定。搞好企
业内部工资分配的关键是坚持实行劳动定额制度，按照劳动定额的完成情况进行分配。计件
工资制是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一种较好形式，有条件的企业都要积极实行，计件形式应根据
生产特点确定，可以实行个人计件，也可以实行集体计件；不适于实行计件的，也要实行其
他形式的定额工资制。实行计件工资制和定额工资制都要有科学合理的定额标准和随工艺设
备改进及时修改定额的制度；在考核产品数量的同时，还要严格考核质量和消耗定额。



初探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以构建中国式诉辩交易制度为契入点

王硕;郭春枝（助）


摘要：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中国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要学习、移植发达国家的某些法律制度。但如何选择移植的法律制度，以及怎样将其根植于社会主义土壤，充分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现阶段法制建设过程中急需应对的又一难题。本文以中国式诉辩交易制度的构建为例，深入剖析法律土壤在法律移植中的作用，对于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法律本土化面临的困惑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法律现代化；法律本土化；诉辩交易；法律移植


一、法律移植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法制现代化代表着人类弃旧图新的意志和愿望，具体而言，法律现代化包涵三层意思：第一，法律现代化意味着一种内制改革的需求，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能够对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给予广泛的有效的法律调节，实现法律制度本身的体系配套、内容完善。第二，法律现代化体现着受外力促进后的创新精神，反馈着现代文明的所有成果和优秀品质，强调剔除愚昧落后甚至野蛮的因素。第三，法律现代化是一种最高境界的价值追求，要求人们拥有深邃的对法律适应时代需求而进化的理解和认同，代表着人类前进过程中弃旧图新的意志和愿望。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它不是孤立封闭的现象，也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的个别态势。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间交往日益频繁，各种不同的法律文明必然发生相互撞击和冲突，并导致相互渗透、吸收和融合。特别是现代社会,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处于共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下，各国政治、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和互动性因素加强，从而客观上要求各国立法协调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法制发展呈现出国际化的强劲势头。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法制的发展都不可能走封闭式的道路，而法律移植正是移植国突破狭隘的民族界限，面向世界寻求法制发展的结果。因此，移植外国先进法律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二、移植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任何制度的设计建构都离不开其背后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文化传统、民族特征，就像鱼的生长与水息息相关一样，不同法制有它特定的生成环境，再好的法律制度离开了合适的文化环境尤其是法律文化环境也会失去生机与活力。法律移植指移植国有目的地对外国法制进行选择和创新的结果, 这种选择和创新必然具有主观能动性，它是个复杂的过程，正如植物移植需要考虑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器官移植需要考虑人体的排他性因素一样，法律移植也要考虑外国法在本土社会环境中的融生问题，而这比植物移植和器官移植要复杂得多，它是“移”和“植”的统一，既包括对外国法的移入，也包括外国法在本土的培植，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后者更为重要。因此，如何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先进法律制度成为法制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基石之一。本文通过分析诉辩交易制度在中国构建过程中的困境，说明法律制度对文化环境的依赖关系。
　　诉辩交易或者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肇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亦称答辩谈判(Plea Negotia-tion)和答辩协议(Plea Agreement)，指起诉和辩护双方律师在庭外进行磋商和谈判,起诉方以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控诉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刑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认罪答辩，以便节省审判所需的时间和开支，特别是避免审判的不确定性。在此磋商的过程中,双方律师要经过认真的准备，可能还要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如同市场上做交易那样，故称答辩交易。其最大的特点是高效便捷，节约司法成本。
　　诉辩交易之所以在美国诞生，有特定的渊源，与美国的社会环境、诉讼理念、诉讼制度、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美国奉行当事人主义和程序正当的理念，其价值观认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并无实质的区别，在刑事诉讼中也实行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也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在刑事程序中实行“罪状否认程序”，被告人一旦自愿作出有罪答辩，便意味着放弃了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也放弃了获得无罪宜判的权利。在美国，公民与政府的人格是平等的，诉讼中的地位对等，被告人是一方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自己命运，即使在有罪答辩的情况下，也是被告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切身利益而进行的“自愿而明智”的选择。美国的检察官享有独立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权，是诉辩交易的前提，美国实行公诉垄断，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证人，对刑事诉讼的进行和案件的解决几乎没有影响力，而是由检察官与被告解决，检察官享有刑事追诉的决定权。刑事判决的“非合意性”和人们追求未来生活确定性、避免冲突的愿望，是诉辩交易盛行的心理因素。案件的压力与司法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是诉辩交易盛行的直接原因。另外，美国完备的证据开示制度也是诉辩的交易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
　　而在我国，虽然从理论和现有法律规定以及实际情况看，设置诉辩交易程序已经具备了条件。比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同时142条也规定了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在审判中形成了检察官主审、控辩对抗、法官居中的局面，已经具备了设置诉辩交易的理论基础。再者我国正处于变型转轨时期，各种犯罪案件急剧上升使得诉辩交易制度的引进存在必要。但诉辩制度与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以及某些传统法律文化格格不入。首先，我国刑诉法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原则，在诉讼中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而在诉辩交易制度下，被告人本来自己没有犯罪但可能出于各种考虑，通过认罪来换取自由，这就违背刑事诉讼法当中的证据原则；其次，我国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不能根据被告人是否承认来认定，而诉辩交易降低了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与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相悖。并且，诉辩交易制度不适合我国国情。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法律原则的确立和落实，程序正义的理念刚刚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诉辩交易，势必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对诉讼参与人的程序权利的保证。同时我国目前的司法职业环境、法律职业者的素质都不能适应诉辩交易制度的要求。如果实行诉辩交易，肯定会赋予司法职业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目前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新的腐败难免会乘虚而人。
　　如上所述，诉辩制度在很多方面与中国传统的法制环境、本土法律资源以及法律文化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冲突与矛盾，但我们不能因为阳光会投下阴影而拒绝光明，不能因为中国当前的某些法律文化、法律土壤中的某一成分不适宜该制度是我培植而否决该项制度在当前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判断是否应该移植某一项法律制度时，首先应深入分析该法律制度在国外所赖以存在的法律文化环境的基础之上，联系中国当前的实际国情，结合中国的法律文化土壤，以确认是否存在培植该制度的空间以及空间的大小。对于只是存在生长空间的大小问题而非有无的情况下，不能断然否决考虑移植的制度在国内存在的合理性与合理性，需要我们做的或者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培育符合需移植制度生长的更好的土壤，拓展其发展空间。正如对于诉辩制度一样，我们的当前工作就是培植适宜此种制度生长发展的法律土壤与文化环境，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诉辩交易制度，实现诉辩制度的本土化。

三、法律本土化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的传统作为活生生的文化存在的现实土壤，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割断与彻底决裂的，无论我们在主观上怎样彻底地摆脱传统的束缚，怎样企图与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但在实际上可能仍然带有传统赋予我们的观念框架和文化眼镜。而西方文化作为活生生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在与其进行全面接触与认识之前，我们无法先入为主地对它的各种因素进行准确的判断，更无法对整体结构中的各个分子进行好恶的取舍，并且一个国家在主流文化以外，民族、区域、城乡、环境等的差异，除了考虑与主流文化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与千差万别的亚文化进行调适。因而本土化是中国法治走向现代化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即弘扬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而非光复旧习，注重中国现实、国情而非脱离社会需要，坚持中国法治发展特色而非盲目崇拜西方。任何企图依靠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法律，完全照搬、移植西方的法律来来实现本国法律的脱胎换骨从而完成的法制现代化的企图，不仅在是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事，而且注定是难以成功的。60年代法国比较法权威达维德曾以法国法典为蓝本帮助埃塞俄比亚起草了一个形式上相当完备的现代化法典，但却因不符本国国情，被人们讥笑为“比较法学家的乐事，非洲人的恶梦”。但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不是单纯的从历史中去寻找，更多的是从生活中着手，以习惯、行为为视角，正如苏力先生所说的“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的传统，往往容易被理解为从历史中寻找，特别是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研究历史只是借助本土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本土资源并非只是存在于历史中，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传统也并不是形成文字的历史文献，甚至也不是当代学者的重新阐述，而是活生生地流动着的，在亿万人的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行为的一些观念，或者从行为主义角度来说，是他们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模式。这种东西,无论中国当代正式法律制度在其他方面是如何西化了，都仍然在对中国社会起很大作用。”
　　文化传统是一个巨大而深厚的存量，它被特定的社会群体所选择、收纳、共享，并经过时间的积淀、净化、得以绵延、传递，因而有着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和群体认同性。作为一种传承、积淀和整和了数千年的制度形态，中国本土的传统法文化是不会轻易灭亡的。立足于中国国情，警惕法律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珍惜传统中一切有一价值的、有益于现代的成分，注重对传统的认同与衔接，就是必然之事。中国的法律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法律发展必须是适合中国本土化的模式，“跟着人家乱跑”的急功近利的“拿来”行为，只能解决“应战”的燃眉之急，终归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本土法文化是一份必须承受的财产，是我们法文化现代化举步的第一阶段。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本土传统法文化中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与发展的，如将法律与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强调法律与伦理道德的结合，惩罚与教育的互补，保持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中庸等等。这些对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没有这些，有可能人类创造的法律文明会毁灭法律本身。在追求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按西方人的要求和模式去分析、论证有关中国法律的具体问题，否则我们的法制建设就会亦步亦趋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回应西方法文化的勇气，从而失却了自己文化的主体性。无论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褒也好，贬也好，都是西方学者在特定背景下的认识，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这种认识也可能是一种完全失真的中国形象，我们要慎重些，多加一份戒心。西方学人(包括海外华裔学者)的观点不能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或悲观的依据，中西方法律所走道路不同，用西方法的标准来衡量或裁剪中国，是不合适宜的。事实证明，凡是具有传统依托的法律变革往往能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例如解放后我们所用的人民调解制度，劳动改造制度等。而没有传统作为依据的改革，往往在实行中举步维艰，或流于形式，或弊端百，防不胜防。黑格尔有言:“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地们靠了历史，才能够意识到他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格’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法律’所表现的风俗和设备，在本质上是民族生存的永久的东西。”

四、结语

　　当代中国，在充分认识到外国法律的先进性的同时，应结合中国实际考虑，是否具有移植、借鉴该项法律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一项法律制度的建立是否合理以及能否真正发挥作用除了制度本身外，更为重要的还赖于它所根植的土壤与所处的文化环境。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充分考虑中国的司法实践以及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法律资源，以“法来源于习惯”为视角，挖掘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立足本国历史，吸取外国法律制度的合理内核，结合中国法制资源及传统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以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何勤华等著：《中西法律文化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王晨光.不同国家法律间的相互借鉴与吸收——比较法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A ] . 比较法学的新动向——国际比较法学会议论文集[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徐国栋.中国法学怎样走向世界[J ] ，现代法学，1997(3)。
【4】李双元、蒋新苗、蒋茂凝：《中国法律观念的现代化》，《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5】朱景文著：《现代西方法社会学》，法律出版社1995 年版。
【6】周领军.试论诉辩交易何以可行[J ]，政法论坛，1995（3）。
【7】李辉，丁雯.应尽诉辩交易制度初探[J ]，前沿，2003（9）。



郭春枝 07级刑法 2007105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