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切实做好期货经纪公司１９９８年度年检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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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点提示】交易习惯是交易当事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基于简化交易程序、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目的，针对不同时间、地域、行业、交易相对人而自发形成，共同信服、遵守，长期反复适用，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序良俗的惯常行为模式或交易经验法则。其本质是鼓励、促进交易和诚信履约的凸现。世界各国民商法典已然明确将交易习惯上升至制定法地位，我国《合同法》亦广泛运用交易习惯来确定交易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并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诚信履行附随义务。

　　【案情】

　　原告李某（女，59岁）与被告黄某（男，58岁）均系废品收购站业主，双方之间长期发生废铁屑买卖业务往来。2010年1月15日，原告李某雇请第三人张某驾驶货车在地北机床厂购买铁屑装车后，与被告黄某共同到江南水泥厂过磅，铁屑重5.59吨。被告黄某随车与第三人张某将铁屑运至天涯精铸公司复磅，铁屑净重5.59吨，被告黄某在复磅单上记明吨位5.59吨，单价2080元/吨，并列算式计算出价钱11627元后，将复磅单交由第三人张某转交给原告李某。后被告黄某随车让第三人张某将铁屑运至其指定地点卸货，并支付其运费300元。第三人张某返回汉中后即将复磅单交与原告李某。其后，原告李某持复磅单找被告黄某索要货款，被告黄某以复磅单上无其签名为由，矢口否认。原告李某多次索款无果，具状诉请法院判令被告黄某归还其拖欠货款11627元及逾期利息3443元。

　　被告黄某经传票传唤，未答辩亦未出庭应诉。

　　第三人张某述称，2010年1月15日，原告李某在货场路找到我，说请我帮忙拉一车铁屑到外县，货送到后由买主支付300元运费。当时是在地北机床厂装货，在江南水泥厂过磅，过磅时，原、被告与我均在场。过磅后，被告黄某随车与我将铁屑拉至外县，我们又在天涯精铸公司复磅，最后将铁屑卸至被告黄某指定地点。之后，我们一同返回汉中，行至褒河大桥时，被告黄某付给我运费300元。我已将被告黄某出具的复磅单按其要求转交给原告李某。

　　庭审中，原告李某提交其与铁屑收购行业的其他交易人的称重单、过磅单等4份，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实原告与同行业其他交易人之间已长期形成无论过磅单上有买方签名或是取货人仅载明吨位、单价、总价款，而无签名，均可作为结算凭证的交易习惯。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李某主张与被告黄某之间发生了诉争的铁屑买卖往来业务，提供了记载铁屑运输车号、吨位、单价和价款的过磅单或称重单为结算凭证的交易习惯的证据。根据原告李某与被告黄某及其他交易人之间已长期形成的交易习惯，有的过磅单上有买方签名，有的称重量上无签名，仅有货物吨位、单价及货物交易价值记载，但基于交易人之间建立的诚信关系，均可作为结算凭证，由持有人向买方进行结算。且第三人张某作为运输司机，经历、见证了本案诉争铁屑买卖交易的始末，证实原告李某持有的复磅单系原、被告发生铁屑交易的复磅单。因此，应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本案诉争的铁屑交易的事实。依照法律规定，在买卖合同中，卖方在按约定向买方交付货物后有要求买方支付约定价款的权利，故原告李某主张被告黄某偿还货款11627元及相应利息损失的请求，与法相符，应依法予以支持。第三人张某与原告李某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不应承担民事责任。遂依法判决：限被告黄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李某偿付货款1162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原告李某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内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

　　案件宣判后，黄某不服，提起上诉称：原审事实认定错误，根本不存在与李某的铁屑购销交易及张某拉货、收300元运费的事实。当时临近春节放假，我经营的企业已停产，根本不需购置铁屑，何况铁屑搁置时间久了会生锈。原审依据不存在的交易事实，参照《合同法》及交易习惯判决我支付货款显属适用法律错误，请依法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李某在二审庭审中当庭答辩称：我与黄某有多年的铁屑生意往来，双方从未因经济问题产生合作分歧，原审判决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均正确无误，请二审法院驳回黄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张某坚持一审述称意见。

　　二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民俗习惯是无论何种法律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一种法的渊源。作为上层建筑范畴之一，民俗习惯是一切制定法之外最重要的法律。由于法律只是用以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方法之一，且作用范围仅涉及人们的行为；受其自身局限性制约，法律难免滞后于千姿百态、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并且在实施法律所需人员、精神、物质等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不能充分发挥法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故而，法律不是万能的。民俗习惯是随着历史发展，逐代传承积累，符合人们的直觉正义和道义伦理标准，人们通常自发信仰和甘愿遵守。民俗习惯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不仅约束人们的思想，而且规范人们的行为。人们违反民俗习惯所遭受的道德审判、舆论谴责、周围人际疏远、孤立惩罚及内心的自责不安往往甚于法律制裁。因此，民俗习惯在发挥社会调节作用中极具顽强的生命力和群众基础，其鲜活、善良成分是对法律规则之治的情理融合和有益补充。交易习惯作为民俗习惯的重要内容，是人们长期发生商贸交易实践而产生的时间性、地域性、行业性，并在特定人群范围内约定俗成、广泛知悉信赖的普遍交易准则，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亦具有重要的事实属性和规范属性。

　　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对交易习惯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排斥、逐渐承认到最后肯定的过程，法的统一性最终让位于业已通行的交易习惯，使交易习惯可以作为“法律在特定条件下的功能替代”；在英美法系国家，交易习惯被称为默示条款，是实现合同目的及作用所必备的条件。目前，交易习惯已为世界各国法律所重视，并上升至制订法甚至优先法规的地位。我国《合同法》（1999年10月1日施行）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交易习惯的制订法地位，其中直接包含交易习惯这一概念的法条共9条，交易习惯的合同规范功能体现在可依法作为合同订立的方式根据、合同成立的时间根据、合同义务的发生根据、合同内容的确定根据、合同条款的解释根据。因《合同法》未明确交易习惯的法律性质及认定、适用规则，面对社会经济浪潮不断涌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司法实务中常出现关于交易习惯的法律适用争议。《合同法解释（二）》（2009年5月13日施行）第7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明确指出了交易习惯须合法、须为特定时空、领域、行业的通行惯例、须交易双方事前知悉、须为交易事前惯常行为的4个构成要件及由主张存在交易习惯一方当事人举证证明交易习惯是既存事实的举证规则。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发生诉争的铁屑买卖业务及原告李某所提交的铁屑复磅单上仅有被告黄某记明的铁屑吨位、单价、列算式计算的价款，而无黄某签字，能否作为债权结算凭证。

　　笔者认为，依据《合同法》第10条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口头及其他形式。原、被告素有铁屑买卖业务往来，基于合作信任，双方此次在攀谈、寒暄间依以往合作方式达成口头形式的铁屑买卖合同，合乎法、理、情。何况，该笔交易又有第三人张某作为运输司机经历、见证了从铁屑装车、过磅、运输到复磅、卸货、领报酬的全过程，被告黄某虽未在复磅单上签字，但其记明铁屑吨位、单价、列算式计算的价款，是对双方口头约定铁屑价款、数量，原告李某依口头约定实际履行给付铁屑义务及己方已如数收到铁屑的事实确认，故原、被告之间存在该笔诉争的铁屑买卖交易。原告李某尚举证其与铁屑收购行业其他交易人之间发生铁屑买卖业务的过磅单、称重单及相关证人证言，证明过磅单或称重单上无论有买方签名，或是仅有取货人载明的吨位、单价和总价款，只要价款金额一致，原告李某（卖方）均可持有用于事后进行买卖结算的交易习惯事实。故可认定原告李某与被告黄某及同行业其他交易人之间基于诚信信赖，已然形成以上两种形式的过磅单或称重单结算的交易习惯，且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及社会公序良俗，据此，原告李某所持有虽无被告黄某签名，但由被告黄某记明铁屑吨位、单价、价款的复磅单应认定是向被告黄某主张债权的结算凭证。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原告李某已按口头达成的铁屑买卖合同履行了如数交付货物铁屑的义务，被告黄某收到该笔货物铁屑后，理应依约支付相应的合同价款。因其迟延付款，应依法承担给付合同价款的相应利息损失。故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作者单位：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法院）

关于政府统一拍卖户外广告媒体的法律风险分析

刘刚

　
　　目前，由城市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统一拍卖户外广告媒体位置的做法在国内各城市非常普遍，似乎见怪不怪。很少有人，特别是行政管理者会注意到如此行政的背后所蕴含的诸多危机。例如道义上的无法立足，法律上的诸多漏洞。

一、政府拍卖户外广告媒体位置有干预市场之嫌

　　开放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素之一，由政府控制起来的市场是不开放、不自由的，因而也失去了活力。政府将户外广告媒体的设置统一控制起来，压制了行业的自觉发展。政府部门的正确位置是一个户外媒体设置的规划者和行政许可者，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从美化城市市容的角度、安全的角度、市政建设的长远规划角度等各种城市管理的角度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设置的决定。政府并没有专业知识以及经营户外广告的商业经验和经营头脑，选择在具体什么位置设置媒体不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亦非强项。如果政府手伸的太长，伸到了市场中，将所有的媒体设置权都控制起来，那么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媒体资源的短缺，媒体价格的昂贵，经营主体难以获得经营利润，户外广告业停滞不前。因为政府不可能站到企业的角度去考察发现可供商业运作的有价值媒体，而只是从外行的角度、主观臆断的角度去设置媒体，必然受到市场的冷落。此种实例不胜枚举。大连市自从2006年强制拆除户外媒体后，大量户外广告公司纷纷倒闭，从业人员失业，政府拍卖的媒体价格奇高，户外广告企业步履维艰。
　　政府干预市场使企业失去了去发现新的有价值的媒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政府控制了媒体设置的所有权利，企业即使投入资金、人员，运用自己长期经营户外广告的经验和商业头脑，发现了新媒体，也不可能为自己直接创造价值，而只能通过拍卖取得，显然没有一个商业企业再愿意做开发媒体这样的事情，市场因此失去了自由竞争的活力。政府管理部门难辞其咎。

二、政府拍卖户外广告媒体的权利从何而来受到质疑

　　除公共媒体资源之外，对于设置于例如居民区、写字间等不同业主的物业之上的媒体，政府没有权利拍卖。政府有进行规划和制定规章后进行行政审批的权力，而其他的事情要依靠市场，应当通过市场的途径解决。政府何来的在他人物业上设置媒体并拍卖媒体的权利？这个权利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立足。迫不得已，政府只好冲进去充当运动员兼裁判员的角色，既要审批媒体设置，又要去和这些不同权利主体谈判，签合同，获得设置媒体的民事权利，政府利用了自己手中的行政审批权力，利用权力的优势去扮演市场主体角色，和人家签合同，并把很大的一块拍卖费用据为己有，完全违背市场规律。所以每年的新增媒体非常有限，甚至没有增加，而那些户外广告企业却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儿，由于没有足够的媒体可供经营，只能一个一个的倒闭；即使拿到媒体的企业，也由于违背市场规律的畸形扭曲的媒体价格，只能勉强维持甚至赔本。政府部门如此敛财会遭到道义上的指责。

三、政府拍卖户外广告媒体的法律漏洞

1、政府进行行政许可不应当收费
　　按照行政许可法五十八条的规定，行政许可不得收取费用，对于非公共资源的利用，许可部门没有在行政许可的同时进行拍卖的的法律依据。所以，政府在拍卖例如车站、过街天桥等公共资源之外的其他媒体位置时，面临法律障碍。政府通过拍卖获得了客观的收益，这违背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扣除支付业主的租地费用后，政府拿了拍卖所得的大头，而又不能说出这笔收入的合法依据。如果拍卖的中标人（同时也是行政许可的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认定这种对非公共资源的媒体设置附带拍卖条件的行政许可行为违法，政府存在败诉风险。
2、政府控制所有媒体位置的选择和拍卖，涉嫌垄断。
　　《反垄断法》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城建局控制媒体设置的选择权，将媒体不分公共资源和非公共资源，统一拿来拍卖，是利用户外媒体设置的行政审批权力垄断户外广告市场的行为，这种行为排除了其他所有权主体利用自有资源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同时也限制了具有专业知识和商业经验的广告经营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参与并推动市场竞争的活力。
　　反垄断法实施的第一天，就有政府机构遭遇了反垄断法的诉讼。对于所有户外媒体均由城建局控制并拍卖的情形，作为户外广告行政管理部门的城建局也很可能被起诉，因违反《反垄断法》第八条的规定，对非公共媒体资源附带拍卖条件的行政许可行为，利害关系人可以提起要求认定违法的行政诉讼请求。
3、政府控制媒体资源很有可能引发民事纠纷。
　　政府管理部门对非公共媒体位置资源也控制起来，统一进行拍卖，通常的做法是与业主签订协议，谈好租金，然后通过拍卖获得收益，同时对成交确认的买受人作出允许设置媒体的行政许可。这个过程中的城建局既是行政许可者，也是民事合同主体。这本身就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另外，在拍卖收入的分配上，政府取得的是大头，这对于平等的民事主体而言，是显失公平的。因为政府的行政许可权利是不能换钱的，而媒体资源又不是公共资源，属于业主自有，所以业主非常有可能以显失公平为理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撤销合同，全部拍卖所得归自己。这是专断的控制媒体资源的又一个法律风险。
　　综上所述，政府不加区分的将全部户外媒体资源控制起来，统一进行拍卖，不但道义上难以立足，也违背了多部法律的规定，难免惹火烧身。政府管理部门应当是回到法制的轨道上来，认真研究法律规定，尊重市场规律。对户外媒体的设置问题，既要行使管理职能，保证城市市容和城市建设的良好有序发展；又要激发户外广告企业的创造力，增加经济领域的活力。对于属于公共资源的媒体按照招标拍卖的方式依法进行；对于非公共资源的部分，应当尊重其他所有者的财产权益，尊重户外广告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利，允许并鼓励户外广告企业通过市场竞争的各种方式获得媒体位置。只有如此，才是真正的尊重客观规律，尊重市场，遵守法律的执政方式，才能政通人和，有效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有些城市制定的有关户外广告管理的地方性规章已经区分了公共媒体资源和非公共媒体资源，并分别适用拍卖和审批两种办法，其做法就比较完善和妥当，值得其他城市户外广告管理部门学习。




刘刚（大连律师：liuganglawer@yahoo.cn或者致电：13050504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