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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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2004年)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１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根据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６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涉及行政许可内容的修改决定》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建筑市场的管理，保护建筑经营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促进建筑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云南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凡在云南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房屋建筑、土木工程、建筑安装、管线敷设、室内外建筑装饰等建设工程经营活动的发包方、承包方、中介服务机构以及从事涉及安全的建筑构配件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发包方，是指发包建设工程并承担工程价款支付责任的单位和个人；承包方，是指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质量试验检测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中介服务机构，是指从事建设工程监理、工程技术和造价咨询以及招标代理等经营活动的单位。
第四条从事建筑经营活动，应当遵循公平竞争、合法交易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禁止分割、封锁和垄断建筑市场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五条省、地、州、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负责建筑市场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并监督实施国家及省有关建筑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规范；
（二）依照法定权限拟订建筑市场管理的规章和标准，制定有关的规范性文件；
（三）对从事建筑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资质管理，开展培训，帮助提高业务素质；
（四）管理建设工程的报建备案、发包、承包及中介服务工作；
（五）管理建设工程的招标、投标、定额、质量监督以及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等工作；
（六）依法查处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履行职责，秉公办事，一视同仁，搞好服务，提高办事效率。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对建筑市场的有关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章资质管理
第六条从事建筑经营活动，必须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资质审查手续，并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资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服务。
第七条发包方具备与工程项目管理相适应的机构或人员的，必须向项目立项批准机关的同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资质审查手续，并取得相应的工程项目管理资格证书，方能对该工程项目进行管理。
第八条从事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造价咨询的单位应当按规定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从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业务的招标代理机构，其资格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定。
第九条取得资质证书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证书所核准的范围从事业务活动。
禁止无证从事建筑经营活动。
第十条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资质申请报告及有关材料后，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予以答复，不得无故拖延。
第十一条取得资质证书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申请资质年检；逾期未年检的，资质证书自行失效。
第十二条取得资质证书的单位，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资质升级条件的，可以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晋升资质等级；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应当降低资质等级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予以降级。
第十三条取得资质证书的单位撤销、分立、合并时，应当到原资质审批部门办理资质证书注销手续；单位分立、合并的，应重新申请审定资质等级。
第十四条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资质证书除按规定应由国家制发的外，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发。
禁止伪造、涂改、转让、出借、出租资质证书和设计图签。
第三章发包管理
第十五条建设工程实行报建备案制度。建设工程在立项批准后，应当向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建设工程的报建备案。
第十六条凡在我省行政区域内的国有、集体投资或者参与投资的建设工程（含新建、改建、扩建），除国家和省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外，应当实行招标投标。
第十七条发包方发包建设工程，应当选择具有符合工程要求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施工承包单位。
第十八条发包方或其代理人，可以将一个建设工程发包给一个总承包单位，也可以将其中的单位工程分别发包，但不得将一个单位工程肢解发包。
第十九条发包方应当在建设工程开工前，按规定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施工许可证》。对手续齐全，符合规定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二十天以内核发《施工许可证》，不得无故拖延。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发包方不得指令施工。
第四章承包管理
第二十条承包方承接建设工程任务，必须自行组织完成，不得以任何名义转包工程。
第二十一条实行总承包的工程，总包单位可以将需要分包的工程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总包单位对工程的工期、质量、造价和保修向发包方全面负责。
第二十二条任何地区、部门和单位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垄断承包本地区、本行业建设工程。
设计单位不得强行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或设备的生产厂家。
第二十三条承包方在省内跨市、县承接建设工程业务，应持有关证明文件向工程所在地的县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和资质验证手续，并向承包方所在地的县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承包方出省承接建设工程业务，应经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向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外出承包工程证明。
第二十四条省外承包单位进入我省承接建设工程业务，应持所在地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外出承包工程证明等有关证件，向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登记和资质验证手续，符合条件的发给入省承接建设工程业务许可证。
第五章中介服务管理
第二十五条建设工程实行监理制度。国家和省重点建设工程、重要的民用建设工程和地下工程、成片开发的住宅小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应当委托监理的工程以及发包方不具备工程项目管理条件，未取得项目管理资格证书的建设工程，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监理机构进行监理。
第二十六条工程监理机构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工程合同等对工程的工期、质量、造价等进行全过程监理，并向建设单位报告工程监理情况。
第二十七条从事工程技术和造价咨询服务的单位，应当及时提供可靠的资料和信息。
第二十八条从事招标代理的单位，应当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的管理规定。
第二十九条因中介服务机构的过失对委托方造成损失的，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合同与定额管理
第三十条从事建筑经营活动的发包方、承包方、中介服务机构之间应当依法签订书面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应当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格式签订。
第三十一条实行招投标的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主要条件与中标承诺的条件必须一致。
同一建设工程的承包合同与监理委托合同的有关约定应当一致。
工程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其他承包单位，应与其签订分包合同。分包合同与总包合同的有关约定应当一致,有不一致的，以总包合同为准。
第三十二条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分包合同，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工期、价格、质量的规定，合理计价，合理确定工期，明确质量要求，不得附加不合理条件。
第三十三条发生合同纠纷，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四条建设工程造价实行统一管理。建设工程的招标标底、投标报价、承包合同价、工程结算价必须执行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工程定额管理办法。
第七章质量管理
第三十五条建设工程实行质量监督制度。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由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应当执行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保证质量，并按国家和省的规定报经审查。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的勘察、设计，不得交付施工。
建设部门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必须按照国家颁布的勘察、设计、施工规范和验收评定标准及时进行验收和评定工程质量等级。未经建设部门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质量验评或者验评不合格的工程，不得交付使用。
验评不合格的工程，由承包方返工至合格，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第三十六条禁止在工程建设中篡改设计、弄虚作假、偷工减料。
从事涉及安全的建筑构配件生产单位，不得向使用者提供不合格产品。
禁止在建设工程上使用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和设计要求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
因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质量不合格导致的工程质量缺陷，由其采购者和同意验收者承担责任。
第三十七条建设工程竣工后，必须按设计文件、施工合同以及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标准及时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擅自使用。对不合格工程擅自验收并使用的，由责任人承担责任。
第三十八条建筑产品质量经验评达到优良等级的，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三十九条实行工程质量保修制度。工程通过验收后，承包方应当开具工程质量保修书。
工程自交付使用之日起算，土建工程保修期为一年；水、电安装工程保修期为半年；屋面防水工程保修期为三年。在保修期内，因勘察、设计、施工以及材料、构配件、设备原因造成工程质量缺陷的，由承包方负责维修，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停止建设、没收非法所得，可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规定办理工程报建备案的；
（二）发包工程未按规定实行招标的；
（三）发包工程未按规定选择资质符合工程要求的勘察、设计、施工承包单位的；
（四）未按规定委托监理的；
（五）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
（六）将单位工程肢解发包的；
（七）擅自使用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工程的。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停工、没收非法所得、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可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无资质证书或者超越资质等级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的；
（二）伪造、涂改、转让、出借、出租资质证书和设计图签的；
（三）单位分立或合并后，未按规定重新申办资质证书而从事业务活动的；
（四）转包工程的；
（五）向使用者提供不合格的建筑构配件产品的；
（六）使用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和设计要求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
（七）强行指定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生产厂家的；
（八）弄虚作假、偷工减料、篡改设计的。
第四十二条罚款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专用凭证，罚没收入全部上缴同级财政。
第四十三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发包方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结算或支付工程价款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发包方不承担违约责任的，承包方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六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附则
第四十七条本条例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本条例自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孝文帝太和改革以后，北魏国势进入极盛时期。北魏君主自诩为正统，垂法四海，遗泽流光之雄心益强。宣武帝元恪遵循太和改革的理论框架，热衷于制礼作乐。在对太和律加以补充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了北魏律定本——正始律，北魏法律的可操作性大大提高。同时，通过全面、深入地将封建礼教与法律相结合，基本上完成了北魏法制的儒家化进程。
一、北魏律定本——正始律
太和年间的改革为推行举国一致遵行的封建道德规范做出了法制保障。太和年间制定的律令法典以及移风易俗措施，使封建意识形态深入基层。由于孝文帝及其后继者宣武帝等北魏帝王笃好儒家经典，大批博闻名儒因经术文史获得重用。帝王的提倡，为儒学复兴提供了汉末以来少有的机遇，北朝教育空前蓬勃发展。宣武帝时，“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语）》。”“髦士盈朝，济济之美”。洛阳朝廷的官僚结构与昔日粗野不文已大相径庭。
随着儒学研究的深入，现行律令不够完备，精密，适用时尚有“疑舛”的缺陷显现出来。于是，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冬，宣武帝诏令制新律令，企图通过部分内容和文字的增删和调整，纠正北魏律的内部混乱，提高可操作性。
正始定律，由太师彭城王元勰领衔主持。他“与高阳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论轨制应否之宜”。当时参与议律者大致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宗室诸王，他们参与议律，提高了议律的规格和权威性。第二类是现任或曾任司法、监察职务，富于司法实务经验的官员，他们的职业化程度高，可以提高立法反映和预测社会需求的准确性，提高立法质量，突出了制律令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第三类是中央文职官员，这些人儒学功底雄厚，参与议律令便于糅和礼法。正始律由这么一批名儒文士、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家、从政实践经验丰富的官僚，“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共同议定制成，其在礼法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迈前律，故有“永作通制”之言。
二、礼法结合思想的深化
1．尊长卑幼，夫权本位，北魏前期，朝廷重视举告犯罪，忽略亲属相隐。正始年间修律，明确加以矫正，有关亲属容隐的规定正式入律：“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窦瑗引经阐释其意，云“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杀害之类，恩须相隐，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见其直。”也就是说，尊长纵有过恶，恩当容隐，卑幼若告，是蔑弃亲权，无人子之心，必须重惩以死刑。
家庭内父亲的家长权、男尊女卑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北魏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但若夫先葬在北，妇葬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北）葬”。若妻坟在北，夫死于洛，则“不得以尊就卑”还北，违者犯法。这一规定针对游牧民族宗法观念，宗法秩序相对淡漠，强制予以矫正。
2．贯彻执行身份罪责制，礼为法本，意味着行法必须遵循礼来别尊卑、辨上下，对不同身份的犯罪者异其罪责。正始律非常明确地强调君主及皇族之特别人格、贵族官僚之特殊地位；对于亲属之间相犯，注意分辨相互身份，保证依身份定其罪责。
（1）免官和官当细则的完善，在运用刑罚上优待官僚，自汉代就有削爵、免官之类以官和爵抵罪的方式，但多为权宜做法，尚未成为定制。在北魏前期，对于官僚犯罪，也有“以官爵除刑”的官当法，但较少运用。孝文帝改革以后，优免官僚的案例显著增加。到北魏后期，犯罪官吏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大多能藉罚赎、除名、削爵、免官、官当等途径逃避斧钺流徒实刑。皇族的地位特殊，法律规定，他们犯罪，按例削减刑罚等级：“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北魏还明确规定官爵折抵刑罚的方法：“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官当适用的主体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贵族，以及官阶在从第五品以上的官僚。他们犯罪，以官阶抵当二岁徒刑。免官者，三年后降先阶一等复叙。
以官爵折抵罪刑，有官爵完全当罪刑，也有免去所居官职，保留爵位，还有留官削爵。官职可以抵刑，爵位也可用于抵刑，但这两者也有不同，官阶代表职权大小，爵位指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经济收益的丰寡；官仅及本人，爵可传后嗣；官多由功得，爵可因亲封；有官未必有爵，有爵大抵有官。若以爵抵刑已尽，尊贵地位永坠；而免官三年可降阶复叙。延昌二年（公元513年），经过群臣讨论，世宗批准了以爵邑抵罪除名后的起复细则，大致内容为有爵者犯罪除名，官职爵位尽失，三年之后，可以各降本爵一等起复。最低爵（散）乡男，爵位已无可降，依其官品起复。
从北魏对以官、爵抵当罪刑的等级划分来看，既有晋律梁律的影响，也有自己的创造。它给犯罪官吏留下了重新入仕的门径，使他们的政治前途不至于轻易地被彻底断送。但北魏末期，官当的适用主体大大扩展，不再限于官品从第五品以上者。无官品、无禄恤的“中正”和官廷禁卫等流外勋人皆可以职当刑。特权滥施结果造成刑法威力锐减，吏治江河日下。
（2）“八议”制度化，北魏后期，处理八议中人犯罪，要“依律上议”，由有司开具其犯罪事实及所坐罪名，应议之状，凑请集议。然后据旨召集一定范围内的官员评议犯罪人的罪与刑，议定奏裁。若所犯是常罪，通过评议即可获降减其刑的优待。故而请议不仅有提供从宽处罚机会的程序性的意义，也具有刑罚减等的实体性内容，说明“八议”已由过去的抽象的原则转变成为刚性的具体的制度。
贵族官僚具有特殊身份，其犯罪不经皇帝批准，不得逮捕。法司审问犯罪的官僚，不得遽用刑讯。皇族尊贵，身份高于常人，“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是其时惯例。当属籍疏远的宗戚恃特权凌法令十分严重时，朝廷规定“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缩小了享受特权免刑讯的范围。总之，在北魏后期，周礼规定的“八辟”已成为广泛适用的法律制度，特权阶级从告诉开始，就合法地实际享有异于常规司法程序的优待。
（3）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礼别上下贵贱、尊卑长幼、内外亲疏。家庭中，尊长对于卑幼有几近绝对的统治权、管教权。卑幼对尊长则须恭谨孝敬，惟命是从。因为亲属之间天性难夺，而又尊卑身份不同，按照儒家的伦理思想，亲属相犯，罪名和刑罚也应不同，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该有差异。北魏后期对亲属相犯，拟罪之前，先查清相互之间的亲疏尊卑长幼关系，再依据服制详定刑罚等差，或加重，或减轻。凡是卑幼伤尊长，如杀祖父母、父母，处分重于常人相杀，所谓“害其亲者?”。 反之，尊长杀卑幼，刑事责任轻于常人。“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但如常人相杀，则处死刑。又如，常人之间，“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但卖子只处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如系尊长处死刑，如系周亲及妾与子妇者处流刑。由此可见，犯罪主体的特定伦常身份对于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加强了礼在刑法中的比重，凸显了北魏法律规范的伦理色彩，将法律以伦常为归宿的发展趋向一展无遗。
3．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即在法律之外，引据公羊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之要义评决狱讼。在汉代，春秋决狱十分盛行。孝文帝太和改革掀起了复礼议礼的热潮，儒家经学披靡风行。居津要者喃喃于朝堂，议事议政动辄引据经义，且以经学修养自淑自炫自重。此风气歆动流俗，比附经义论罪名、定刑度的春秋决狱愈演愈烈。一系列儒家具体法律观点由经义抽绎出来后，被贯彻于司法实践，北魏法律向“应经合义”纵身发展。
北魏比较典型的春秋决狱案例：
雁门有人杀害其母，刑虬引据“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论证逞凶肆恶害母的罪行不可轻恕，主张对凶犯之子也应处以连作从死，才是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刑虬又提出，如若引用春秋“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的用刑原则，对害母凶犯之子即使恕死，也应将其流放荒远之地，禁止匹配，使凶恶之类杜绝繁衍流传。最终此案依刑虬的建议凶犯之子获刑。
偏将军乙飞虎丧父，朝廷给假二十七月。虎并数闰月，诣公府请求复职。领军元珍斥责乙飞虎“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主张引用《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的规定惩之。三公郎中崔鸿抉隐究微，一一?综郑玄、王肃、杜预等博学硕儒计算丧期的方法，斤斤计较仔细推算后，断定乙飞虎是丧期恰满，不算冒哀求仕，但又责备他毕竟求职过于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为惩罚其哀戚不切，判处鞭五十。
4．明法慎刑与“覆治之律”北魏后期，士大夫们充分阐述儒家罚必当辜、不枉不纵的刑罚观点，使法制向明法慎刑方面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北魏政府采纳郎中辛雄的建议，规定了关于及时有效地纠正错判和处理上诉案件的“覆治之律”：“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覆治之。”也即是说，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即应予以复审：其一是对于“已成之案”，即已发生法律效力或已经执行的判决，若发觉其认定事实有误或适用法律失当，或有枉法徇情，出入人罪之嫌的；二是判决完毕，被判刑之人及其亲属向有关部门申诉冤枉。覆治之律的出现，说明北魏法制在向礼法结合的实体化发展之时，也为提高刑罚效益，自觉地补救本身的缺陷，不断在技巧和细节上改造完善自己。
由孝文帝法制改革激起的儒学复兴和喧腾于朝野的议礼热潮，是正始以后经义全面占据法律领地的巨大驱动力。礼教观念几乎是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法律，要求以法律权利的形式得到切实的确认。相应地，法律也越来越多地确认其存在，大量的礼教内容被提高到法律保护的地位。比较孝文帝改革前后违礼案件的多寡，处理案件的方式差别，再联系官当细则的完善，犯罪留存养亲等制度的建立，可看出，北魏后期法律活动的重心已从先前切实保护君权逐步扩展到保护官僚所代表的阶级特权，保护父权所代表的宗族秩序。刑罚观也由重报复重威慑向威慑教化并重转移。北朝法制正在向优化刑罚总体效益的方向前进。经由多次修律而总结汇成的正始律，作为北魏律之定本，集中了封建法律制度在北魏获得的适合其内在规律的发展成果。它的颁布，标志着北魏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
法发〔2010〕7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印发《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为加大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为加大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贯彻落实《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就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依法加大打击力度，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自1991年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以来，侦破并依法处理了一大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犯罪分子受到依法严惩。2008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353件，比2007年上升9.91%；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161人，同比增长11.05%，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319人，同比增长10.1%，重刑率为61.04%，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45.27个百分点。2009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636件，比2008年上升20.9%；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413人，同比增长11.7%，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475人，同比增长11.83%。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部分地区有所上升的势头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此类犯罪严重侵犯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致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甚至家破人亡，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出发，进一步依法加大打击力度，坚决有效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上升势头。
2.注重协作配合，形成有效合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与效率，保证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切实做好有关案件的法律援助工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各地司法机关要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加强涉案地域协调和部门配合，努力形成依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合力。
3.正确贯彻政策，保证办案效果。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往往涉及多人、多个环节，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综合考虑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依法准确量刑。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组织策划者、多次参与者、拐卖多人者或者具有累犯等从严、从重处罚情节的，必须重点打击，坚决依法严惩。对于罪行严重，依法应当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要注重铲除“买方市场”，从源头上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坚决依法追究。同时，对于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要在综合考虑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的基础上，依法从宽，体现政策，以分化瓦解犯罪，鼓励犯罪人悔过自新。
二、管辖
4.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依法由犯罪地的司法机关管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犯罪地包括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以及拐卖活动的途经地。如果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
5.几个地区的司法机关都有权管辖的，一般由最先受理的司法机关管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人数较多，涉及多个犯罪地的，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或者主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
6.相对固定的多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分别在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实施某一环节的犯罪行为，犯罪所跨地域较广，全案集中管辖有困难的，可以由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的司法机关对不同犯罪分子分别实施的拐出、中转和拐入犯罪行为分别管辖。
7.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争议各方应当本着有利于迅速查清犯罪事实，及时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以及便于起诉、审判的原则，在法定期间内尽快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的上级机关确定管辖。
正在侦查中的案件发生管辖权争议的，在上级机关作出管辖决定前，受案机关不得停止侦查工作。
三、立案
8.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经审查，符合管辖规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以刑事案件立案，迅速开展侦查工作：
（1）接到拐卖妇女、儿童的报案、控告、举报的；
（2）接到儿童失踪或者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妇女失踪报案的；
（3）接到已满十八周岁的妇女失踪，可能被拐卖的报案的；
（4）发现流浪、乞讨的儿童可能系被拐卖的；
（5）发现有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6）表明可能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事实发生的其他情形的。
9.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或者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不论案件是否属于自己管辖，都应当首先采取紧急措施。经审查，属于自己管辖的，依法立案侦查；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处理。
10.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确保有案必立、有案必查。
四、证据
11.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要特别重视收集、固定买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交易环节中钱款的存取证明、犯罪嫌疑人的通话清单、乘坐交通工具往来有关地方的票证、被拐卖儿童的DNA鉴定结论、有关监控录像、电子信息等客观性证据。
取证工作应当及时，防止时过境迁，难以弥补。
12.公安机关应当高度重视并进一步加强DNA数据库的建设和完善。对失踪儿童的父母，或者疑似被拐卖的儿童，应当及时采集血样进行检验，通过全国DNA数据库，为查获犯罪，帮助被拐卖的儿童及时回归家庭提供科学依据。
13.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所涉地区的办案单位应当加强协作配合。需要到异地调查取证的，相关司法机关应当密切配合；需要进一步补充查证的，应当积极支持。
五、定性
1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多个环节，只有部分环节的犯罪事实查证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对该环节的犯罪事实依法予以认定。
15.以出卖为目的强抢儿童，或者捡拾儿童后予以出卖，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以抚养为目的偷盗婴幼儿或者拐骗儿童，之后予以出卖的，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16.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17.要严格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为的界限。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应当通过审查将子女“送”人的背景和原因、有无收取钱财及收取钱财的多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及有无抚养能力等事实，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属于出卖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1）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的；
（2）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3）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4）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送养”行为的。
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对私自送养导致子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符合遗弃罪特征的，可以遗弃罪论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18.将妇女拐卖给有关场所，致使被拐卖的妇女被迫卖淫或者从事其他色情服务的，以拐卖妇女罪论处。
有关场所的经营管理人员事前与拐卖妇女的犯罪人通谋的，对该经营管理人员以拐卖妇女罪的共犯论处；同时构成拐卖妇女罪和组织卖淫罪的，择一重罪论处。
19.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将所诊疗、护理、抚养的儿童贩卖给他人的，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20.明知是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而收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论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1）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后，违背被收买妇女的意愿，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
（2）阻碍对被收买妇女、儿童进行解救的；
（3）非法剥夺、限制被收买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情节严重，或者对被收买妇女、儿童有强奸、伤害、侮辱、虐待等行为的；
（4）所收买的妇女、儿童被解救后又再次收买，或者收买多名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
（5）组织、诱骗、强迫被收买的妇女、儿童从事乞讨、苦役，或者盗窃、传销、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的；
（6）造成被收买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以及其他严重后果的；
（7）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被追诉前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向有关单位反映，愿意让被收买妇女返回原居住地，或者将被收买儿童送回其家庭，或者将被收买妇女、儿童交给公安、民政、妇联等机关、组织，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六、共同犯罪
21.明知他人拐卖妇女、儿童，仍然向其提供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健康证明、出生证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论处。
明知他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仍然向其提供被收买妇女、儿童的户籍证明、出生证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共犯论处，但是，收买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除外。
认定是否“明知”，应当根据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同案人供述和辩解，结合提供帮助的人次，以及是否明显违反相关规章制度、工作流程等，予以综合判断。
22.明知他人系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仍然利用从事诊疗、福利救助等工作的便利或者了解被拐卖方情况的条件，居间介绍的，以拐卖儿童罪的共犯论处。
23.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共犯，应当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地位、作用，参与拐卖的人数、次数，以及分赃数额等，准确区分主从犯。
对于组织、领导、指挥拐卖妇女、儿童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犯罪环节，或者积极参与实施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等犯罪行为，起主要作用的，应当认定为主犯。
对于仅提供被拐卖妇女、儿童信息或者相关证明文件，或者进行居间介绍，起辅助或者次要作用，没有获利或者获利较少的，一般可认定为从犯。
对于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区别不明显的，可以不区分主从犯。
七、一罪与数罪
24.拐卖妇女、儿童，又奸淫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卖淫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处罚。
25.拐卖妇女、儿童，又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实施故意杀害、伤害、猥亵、侮辱等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26.拐卖妇女、儿童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组织、教唆被拐卖、收买的妇女、儿童进行犯罪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其所组织、教唆的罪数罪并罚。
27.拐卖妇女、儿童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组织、教唆被拐卖、收买的未成年妇女、儿童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数罪并罚。
八、刑罚适用
28.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情节严重的主犯，累犯，偷盗婴幼儿、强抢儿童情节严重，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情节严重，拐卖妇女、儿童多人多次、造成伤亡后果，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法从重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依法判处死刑。
拐卖妇女、儿童，并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实施故意杀害、伤害、猥亵、侮辱等行为，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应当依法体现从严。
29.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应当注重依法适用财产刑，并切实加大执行力度，以强化刑罚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效果。
30.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对被收买妇女、儿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将其作为牟利工具的，处罚时应当依法体现从严。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收买妇女、儿童没有实施摧残、虐待行为或者与其已形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但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缓刑。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31.多名家庭成员或者亲友共同参与出卖亲生子女，或者“买人为妻”、“买人为子”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一般应当在综合考察犯意提起、各行为人在犯罪中所起作用等情节的基础上，依法追究其中罪责较重者的刑事责任。对于其他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必要时可以由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
32.具有从犯、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没有实施摧残、虐待等违法犯罪行为，或者能够协助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具有其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可以依法酌情从轻处罚。
33.同时具有从严和从宽处罚情节的，要在综合考察拐卖妇女、儿童的手段、拐卖妇女、儿童或者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次、危害后果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此类犯罪发案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决定对被告人总体从严或者从宽处罚。
九、涉外犯罪
34.要进一步加大对跨国、跨境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强双边或者多边“反拐”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对被跨国、跨境拐卖的妇女、儿童的救助工作。依照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积极行使所享有的权利，履行所承担的义务，及时请求或者提供各项司法协助，有效遏制跨国、跨境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