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尼复交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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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延安市人民政府


2004年延安市人民政府35号令


延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陕西省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管理条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城市房屋拆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和生态环境改善，保护文物古迹。

第四条 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被拆迁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本办法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
办法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

第五条 延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机构对全市城市房屋拆迁实施监督管理。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拆迁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拆迁管理

第六条 实施城市房屋拆迁须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申领、审查、颁发和拆迁公告的发布，依照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

（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

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

第八条 申领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证时，提交的拆迁计划应当包括拆迁范围、拆迁方式、拆迁时限、房屋拆除施工单位、建设工程项目开工、竣工时间等内容；拆迁方案应当包括被拆迁房屋状况、各种补偿和补助费用概算、产权调换房屋安置标准和地点、临时过渡方式及其具体措施、拟对拆迁范围内依法应当予以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建筑物、构筑物和绿地、树木等采取的保护措施等内容。

第九条 申领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应当在金融机构设立专用帐户，足额存入拆迁补偿安置资金。拆迁补偿安置 资金应当全部用于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不得挪用。拆迁补偿安置资金金额不得少于被拆迁房屋总建筑面积乘以上年度同类地段、同类性质房屋的房地产市场均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发放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证之前，应当与申领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开设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专用帐户的金融机构签订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监督协议，未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同意，金融机构不得拨付拆迁补偿安置资金。

第十条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应当将房屋拆迁许可证中载明的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等事项，以房屋拆迁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和拆迁人应当及时向被拆迁人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第十一条 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15日前，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拆迁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

第十二条 拆迁人可以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拆迁委托。

第十三条 拆迁人自行拆迁房屋的，其工作人员必须经过业务培训。

第十四条 拆迁人委托拆迁的，应当向被委托的拆迁单位出具委托书，并订立拆迁委托合同。拆迁人应当自拆迁委托合同订立之日起15日内，将拆迁委托合同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接受拆迁委托的单位应当持有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相应等级的房屋拆迁资质证书。被委托的拆迁单位不得转让拆迁业务。

第十五条 拆迁范围确定后，拆迁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下列活动：

（一） 新建、扩建、改建房屋；

（二） 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三） 租赁房屋。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就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暂停办理的书面通知应当载明暂停期限。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拆迁人需要延长暂停期限的，必须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批准，延长暂停期限不得超过1年。

第十六条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

第十七条 拆迁中涉及军事设施、教堂、寺庙、文物古迹房屋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尚未完成拆迁补偿安置的建设项目转让的，应当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同意，原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有关权利、义务随之转移给受让人。项目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书面通知被拆迁人，并自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予以公告。

第十九条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拆迁档案管理制度，加强对拆迁档案资料的管理。

第二十条 市、县人民政府投资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旧区改造，需要拆迁城市房屋的，应当确定拆迁单位的项目法人。

第三章 拆迁补偿与安置

第二十一条 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拆迁补偿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按照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拆除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使用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使用期限的临时建筑，给予适当补偿；批准建设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 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除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另规定外，由被拆迁人自主选择补偿方式，拆迁人应当按照被拆迁人选择的方式进行补偿。

第二十三条 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

第二十四条 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计算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和所调换房屋的价格，结清产权调换的差价。

第二十五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时限内按照拆迁补偿方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协商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实行货币补偿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包括被拆迁房屋的基本情况、补偿金额、搬迁补助费金额、家用设施拆装费、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搬迁期限、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式和拆迁当事人约定的其他事项等内容。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包括被拆迁房屋的基本情况，调换房屋的地点、面积、层次、平面使用功能和设施设备，被拆迁房屋及调换房屋的市场价格、差价金额和结算方式、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家用设施拆装费、搬迁补助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金额，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式，拆迁当事人约定的其他事项等内容。产权调换房屋为期房的，多层建筑过渡期限最长不超过十八个月，高层建筑过渡期限最长不超过二十四个月。

第二十六条 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时限内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拆迁期限、补偿方式、补偿标准及搬迁过渡方式、过渡期限等原因达不成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向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裁决；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向市、县人民政府申请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裁决。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组织设立房屋拆迁评估评审委员会。市、县人民政府或者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据房屋拆迁评估评审委员会对被拆迁房屋评估结果的鉴定意见进行裁决。拆迁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法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第二十七条 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房屋拆迁管理、规划、公安等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实施强制拆迁前，应当就被拆迁房屋的有关事项，依法办理证据保全。实施强制拆迁应当事先对被拆迁人进行督促教育，听取被拆迁人的陈述与申辩，严格依法进行，文明执法。

第二十八条 房屋价格评估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房地产估价机构承担。评估机构应当由拆迁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拆迁管理部门提供两家以上的评估机构供被拆迁人选择，若被拆迁人不选择，由拆迁管理部门组织具有较高资质和信誉的估价机构由拆迁人抽签，经公证机关公证后确定估价机构。与拆迁人、被拆迁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存在利害关系的房地产估价机构不得承担对相关拆迁房屋进行评估的业务。

第二十九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对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应当遵循客观、公平、公正原则，依照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进行评估。房地产估价机构对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应当以货币补偿基准价格为依据，结合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建筑结构，房屋的朝向、层次、成新、装修等因素 综合评估确定。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当将评估依据、评估因素、评估价格等情况告知拆迁当事人，回答拆迁当事人的质疑。房地产估价机构违规评估的，其出具的评估结果无效。

第三十条 被拆迁房屋货币补偿基准价格，由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会同价格、国土资源、规划等部门按照当地当年同类地段、同类用途新建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确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制定货币补偿基准价格应当举行听证。货币补偿基准价格每半年公布一次，分别在六月十日、十二月十日之前予以公布。

第三十一条 在实施房屋拆迁时，对持有当月城市低保领取证的被拆迁人，其家庭人均住宅面积低于本市人均住宅面积的，要求货币补偿的，除按规定标准补偿外，再按总补偿费的10――15%给予照顾补助。要求产权调换的，被拆迁房屋按市场评估价补偿，调换房屋按被拆迁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按成本价结算，超出返还面积的以市场价

第三十二条 被拆迁人依法享有土使用权的院落，其未计入货币补偿基准价格给予补偿的，按我市另行制定的土地补偿标准，由拆迁人给予补偿。

第三十三条 拆迁人应当支付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搬迁补助费。实行货币补偿的，搬迁补助费按拆迁合法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元给予补偿，每户不足500元的补足500元；实行产权调换的，搬迁补助费按拆迁合法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元给予补偿，每户不足1000元的补足1000元。

第三十四条 拆迁非营业用房以期房调换的，在过渡期限内被拆迁人自行安排住处的，拆迁人应当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为每月每平方米7.5元；面积以拆迁合法建筑面积计算；调换房屋为多层建筑的,过渡期限按18个月计算,调换房屋为高层建筑的，过渡期限按24个月计算。 在过渡期限内，被拆迁人使用拆迁人提供的周转房的，拆迁人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

第三十五条 拆迁营业用房，被拆迁人选择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应当支付被拆迁人因拆迁造成停产、停业的直接经济损失补偿费。直接经济损失补偿费一类区按每月每平方米63―83元；二类区按每月每平方米43―63元；三类区按每月每平方米23―43元；四类区按每月每平方米23元给予补偿。

第三十六条 被拆迁房屋的用途以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用途为准。对临街营业用房，且有工商、税务登记证，原房屋用途登记为非营业房屋的，在拆迁前可向规划或房产部门申请变更用途，以变更后的房屋用途为准。2001年11月1日以前改变房屋用途连续使用至拆迁公告发布之日，未办理房屋用途变更登记的，根据房屋所有人的申请，由产权登记部门对改变后的用途予以认定；其中改为经营用房的，应当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交税凭证。改变房屋用途，应当依法交纳房产税的，房屋所有人应当在变更登记时依法补交房产税。

第三十七条 因拆迁人的责任延长过渡期限的，对自行安排住处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应当自逾期之月起按低于原标准的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逾期超过六个月的，从第七个月起，每月按不低于原标准的三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对周转房的使用人，应当自逾期之月起付给临时安置补助费。

第三十八条 城市房屋拆迁需要拆除、迁移城市公共设施和各种管线的，由所有人在规定的拆迁期限内自行迁移，拆除、迁移费用由拆迁人给予补偿。

第三十九条 拆迁公益事业用房的，拆迁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城市规划的要求予以重建，或者给予货币补偿。

第四十条 拆迁人应当提供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房屋用于拆迁安置。

第四十一条 拆迁产权不明确的房屋，拆迁人应当提出补偿安置方案，报拆迁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实施拆迁。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迁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四十二条 拆迁设有抵押权的房屋，依照国家有关担保的法律执行。

第四章 罚 则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拆迁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并处已经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拆迁人违反本办法的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吊销房屋拆迁许证，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1%以上3%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拆迁人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可以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3%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一）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的；

（二）委托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的；

（三）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

第四十六条 接受委托的拆迁单位违反本办法的规定，转让拆迁业务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合同约定的拆迁服务费25%以上50%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拆迁人不得采取断水、断电、断气以及封堵道路等手段，影响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的正常生产生活，迫使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与其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人违反上款规定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并处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拆迁人不得强行拆除被拆迁人房屋。拆迁人强行拆除被拆迁人房屋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被拆迁人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

第四十九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违规评估出具虚假评估报告的，由县级以上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可并处10000元3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并处吊销房地产评估资格，对于相关房地产估价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作出30000元以上罚款、吊销房地产评估资格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中应当依法履行行政作为义务而不作为，或者对城市房屋拆迁方面的投诉不及时依法处理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在本市城市规划区外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由延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4年7月10日起施行，2002年3月30日公布的《延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民权刑法——和谐社会刑法的应然归宿

方晋晔

摘要：和谐社会是社会结构稳定合理、社会利益协调衡平、社会生活规范有序的有机共同体。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保障人权，不仅保障社会中善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保护犯罪人的权利，是现今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必然选择。所谓民权刑法，是指依照主权在民的宪法原则，要求国家刑事活动以保障人民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应然刑法。因此，摒除重义务轻权利传统刑法积弊，树立全新的民权理念，即从国权刑法到民权刑法，从社会保护性刑法到人权保障性刑法的转变，是建构和谐社会刑法的应然归宿。
关 键 词：民权刑法 和谐社会 人权保障 以人为本

和谐社会构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命题，已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社会的安全稳定不仅是和谐社会的构成要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和谐社会要求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法律手段，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疏通各种社会怨愤，由此而获得社会的长治久安。我国传统刑法强调的是刑法打击犯罪的作用，有罪必罚，罚当其罪。然而，一个国家对付犯罪并不需要刑事法律，没有刑法也并不妨碍国家对犯罪的有效镇压和打击。 犯罪是一种社会冲突，许多情况下，刑罚在表面上虽然排除了冲突所引起的社会障碍，但并未消除冲突主体的对立情绪，在有罪必罚观念指导下，被害人、犯罪人及社会间可能会产生新的冲突，同样破坏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和谐性。刑法存在的正当性根据不能是打击犯罪，而应当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加以考证。刑法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限制与规范国家刑罚权的活动，是保障善良人权利的大宪章，也是保障犯罪人的大宪章，这才是法治社会的刑法之目的。因此，在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倡导与推行民权刑法的观念，在当前的刑事法制的建设过程中，有着重要而深远的价值意义。

民权刑法这一概念，是李海东先生首先在我国提出的。先生根据国家与公民在刑法中的地位把历史上的刑法分为两种类型，国权主义刑法与民权主义刑法。国权主义刑法，就是指以国家为出发点，而以国民为对象的刑法。其特点是刑法所要限制的是国民的行为，而保护国家的利益。民权主义刑法是以保护国民利益为出发点，而限制国家行为的刑法。可以说，国权刑法等于权力刑法，民权刑法等于权利刑法。因此，国权刑法与民权刑法中的国权与民权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刑法。国权之权指权力，而民权之权指权利。在国权刑法中，刑法是国家单方面镇压犯罪的工具，因而刑法是用来限制公民行为的，而国家刑罚权本身则往往不受这种限制。而在民权刑法中，刑法不仅限制公民行为，更重要的是用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具有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某种契约性。正是这种契约性，使民权刑法获得了正当性，使民权刑法建立在宪政基础之上，使民权刑法作为法治国刑法在性质上根本区别于专制社会的国权刑法。

一、我国刑法中的国权主义色彩
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权力至上的专制统治以及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 其刑法文化必然是强调秩序的维护以及对以君权为代表的统治权的绝对尊重，刑法只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在传统观念下，国家本位、权力崇拜意识根深蒂固，一方面，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与行政化的社会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另一方面，国家主义导向政治文化盛行，使得传统刑法观念只能是权力本位性的刑法。在权力本位性刑法观念下，把刑法作为强化国家权力的手段，国家利益、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了维护两种绝对利益可以损害甚至牺牲个人利益。在这种状况下，个人权利往往受到诸多限制甚至剥夺，而国家权力却可能得到膨胀与滥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里由于社会结构的单一，传统文化的惯性，人们的刑法观念仍然是社会保护观、刑法工具观。在这种一元的社会结构中，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公民个人自由与权利长期受到压抑与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刑法与政治进一步结缘，成为阶级斗争的专政工具，强化了它的社会保护机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则被忽视甚至漠视。有学者形容说：“以暴力镇压为主要功能的刑法，成了历代刑事立法的共同特征，并构造了中国刑法的主体形象。”
（一）在立法上，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刑法典关于刑法任务的片面规定。
我国刑法的任务概括起来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八个字。既然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刑罚世轻世重”的古训就成为了影响我国刑法立法的重要因素。在整体刑罚量仍然偏高的情况下，重刑主义进一步加重了刑罚。重刑是超出犯罪的量给予的刑罚量，直接导致犯罪人对刑罚的冷漠和无视。刑法投入过量刑罚，说明没有考虑犯罪人的人权，而仅仅关注到个别预防的效果，还在以国家威权主义为特征的刑法思路中绕圈。 既然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那么就应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尽管罪刑法定已是我们刑法的基本原则，但是刑法分则中的“其他、等”刑事堵截条款给了我们刑事扩大解释以巨大的空间，让罪刑法定的意义大打折扣。刑事立法中这种偏重社会保护机能而忽视人权保障机能的价值取向，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不注重保障人权的消极现象。
（二）在司法领域，我国司法机关长期以来一直以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自己的唯一使命。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司法是与立法、执法互有分工又互相制衡的一种国家职能。刑事司法只有在惩罚犯罪、保护社会的同时，严格依法保护被告人的人权，才能实现最大化的社会正义，实现司法裁判法律纠纷、提供法律救济、维护社会公正的应然。刑罚权是和平时期最重要的国家权力之一，国家权力受到制约，首当其冲的就是国家的刑罚权受到制约。 尤其在刑事诉讼这一具体活动的过程中，国家司法机关相对于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来说总是强者，后者相对而言总是弱者。对强者不设定制约机制，对弱者不提供保障机制，又怎么可能真正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呢？
（三）在执法中，刑法的泛刑化、万能化、重刑化等国权主义色彩浓重，往往把刑罚作为镇压犯罪的“ 刀把子”，而忽视了刑罚的改造功能和预防目的。
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重新犯罪率在不断地攀升，重新犯罪日益成为令人忧心的严重问题。近年来，从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实践来看，有前科即二进宫甚至三进宫四进宫的人员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而在这当中，“牢友帮”现象更为突出，对社会的危害也更加严重。美国伊利诺斯州矫正局前局长查尔斯•罗说：“我认为一个人连续数年关在一个高等安全监狱里，告诉他何时就寝，何时起床，每天的每一分钟干什么，然后再把他抛在街头并指望他能够做一名模范公民，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显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我们的刑法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我们进一步发展完善新的历史时期的刑罚体系。

二、民权刑法的展开
陈兴良先生曾指出：“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 因此，摒弃国权主义刑法观、建构民权主义刑法观势在必行。民权刑法是指依照主权在民的宪法原则，要求国家刑事活动以保障人民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应然刑法。“民权”之“民”，既包括作为全体的人民或国民，也包括作为个体的市民或公民；民权既包括人民或国民的权利，也包括市民或个人的自由与人权。“民权”是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总称。 在刑事法治中，人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人权保障是刑法最基本的价值之一。因此，刑事法律的现代化，就是要以人为本，摒弃视犯罪人为消极的司法客体的观念，将犯罪人当作人，置人的理性与尊严于重要地位。
（一）民权刑法是公民社会的刑法形态：
公民社会一词，来源于英文的“Civil Society”，是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大众组织，它独立于国家，享有对国家的自主性，它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进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组合而成” 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凸显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而且还应是一个倡导公民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的社会。公民社会具有积极作为和消极无为双重属性：一方面对国家，它是自我限制的理性化的存在，倡导守法、结社、多元的观念；另一方面，它对其成员提供行动理由和动力，力主权利、平等、公开的行为方式，产生社会动员和对社会成员的诸多影响。
一旦在中国这片土地形成“公民社会”，那么，随着公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公民与政府进行博弈的话语权力也将得以增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府的合法性可以通过暴力争夺或者上帝的恩赐加以确定，那时的政府是专制和独裁的象征。时过境迁，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则必须来源于人民授权，或者说是“主权在民”。即使没有直接的人民授权，也必须有人民某种形式的认同或者默认。政府的作用和责任是有限的，它可以通过政策手段来激发社会活力，或者通过法律和社会政策来保护社会这个有机体的正常活动，但它却不可能代替公民社会本身。政府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基于自身发展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所以，社会有权利、有资格监督政府。这样的公民社会呼唤理性刑法，要求以现代社会经济基础和伦理秩序为根基建构刑法。它是启蒙思想复苏的产物，同自由主义与时俱进。在公民社会的刑法中，市民刑法的良好品格将继续张扬。更为可贵的是，刑法更为实质性地突出权利保障、突出权利救济，呈现新的形态———民权刑法。
首先，刑法的制定应体现人民主权，代表人民意志。现代宪政的根本是人民，宪政建设的本质是追求并实现人民主权。刑法与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息息相关，理应成为“人民权利的宪章”。在中国，宪法不具 有直接适用性，刑法是实践宪法、促使宪法司法化的一个必要通道，必须通过刑事立法来保护宪政权利。
其次，刑法的实施应符合人民利益，反映人民的需求和愿望。代表人民意志的刑法从根本上讲符合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需求和愿望。良法需要好的执行者与执行制度，以保证其顺利实施。这时，可以通过刑事政策理念宏观来指导刑法实施，比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重罪予以重刑，对轻罪惩罚可以采用刑事和解、缓刑等方式，以满足人民的报应与功利观念。
三是刑法的改革应符合社会发展方向，满足公民社会的各项要求。一定意义上讲，一个社会的实有权利与法定权利、道德权利存在着差距，刑法改革的目的就是使实有权利和法定权利无限逼近道德权利。比如，死刑废除，一个社会的死刑观决定着是否废除死刑，刑罚观决定着是否采用重刑还是走轻刑化之路，改革正是朝着权利的现实要求和发展方向而去的。
（二）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和谐社会是一种这样的状态，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自然均获得协调的均衡状态，其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是首要的，它制约着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协调水平。然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包括合理的权力支配程序、公平的利益分配体系以及有序的公民互动格局等。在现代社会，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借助公民社会这一平台。
政府和社会并不对立的，但他们之间应有主次之分。其中，社会是“主”，而政府是“仆”，这要求政府保持一定的自我克制和对公民私人权利、私人空间的高度尊重，让广大民众可以在一个阳光透明的环境下生活。事实证明，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众所周知，公民社会的中心信条是权利和民主，这与和谐社会的政治理想、社会成员互动的预期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公民社会的创设主体是每个公民，独立而自主的公民个体，这样的人在公民社会中习得了理性行为方式、合作态度、批判意识，他们就可以直接成为和谐社会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并可以由单个人的和谐行为通过良性传递效应，转化成整体社会多数成员普遍和经常性的行为方式和意识态度，保证了社会和谐的长期、持续进行。
（三）民权刑法成为和谐社会刑法的题中之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权保障逐步受到重视。当前，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们的政治目标。目的决定手段，当我们确立了以和谐社会为建设目标以后，法律不再是专政的工具，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器。在这种情况下，刑罚的轻缓化就是势所必然。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虽然强调轻轻与重重相结合，但就其根本而言，更应当关注的是刑罚的轻缓化。 在这种情势下，刑法理论与实务界越来越注意到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一方面，限制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恣意滥用，侵犯公民合法权利；另一方面，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与自由，限制立法者不能随心所欲地制订法律规定“罪与刑”，国家立法权要受公民个人权利的限制。2006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时两次提到“宽严相济”，一处是在报告开头，介绍一年来审判和执行工作情况“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时，要求“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罪当判处死刑但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者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依法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另一处是在介绍2006年工作安排“加强刑事审判工作，依法惩罚犯罪”时，强调“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犯罪情节轻微或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罚。”由此可见，民权刑法呼之欲出。
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刑法的改革之路
刑法观念的变革是刑法现代化的先导，而刑法观念的嬗递却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随着一元社会结构向二元社会结构的跃迁，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民权刑法观念体系将会形成。对此，我们既要认识到其艰巨性，又要以积极、理性的姿态参与到这一观念重构的工程中去，改变“国家本位”的思想观念，把法律的制定、制度的架构转移到以“人”为宗旨的核心上来。立法者应将以人为本，尊重与保障人权作为立法的终极目的，树立刑法的契约意识，也就是说将刑法作为国家与公民间的一种契约形式，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划定一个尺度、合理的界线，使人权保障优位于社会保护，个人合法权利优位于国家刑罚权。司法工作者应摈弃过去那种“管制”式的司法理念，树立“人权保障”式的刑事司法新理念，把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犯罪人当“人”看待，尊重并保障他们的人权。公众也应破除那种把自己看作是刑法所处治的对象，树立“刑法主人”观，把自己视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逐步培育对刑法的亲和感、信任感。
（一）以被害人为本，修复社会性伤害。
犯罪不仅仅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必须看到，犯罪是社区中个人针对个人的侵害行为，并且对社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危害。“我们应该帮助犯罪人认识到他们不是被害者，恰恰相反，他们是被害人的制造者”。 国家对犯罪的处置不仅要保护公共利益，同时要关注受害人及其亲属的正当诉求，包括精神的抚慰和经济的赔偿，必须建立一种由传统刑罚的单纯惩罚转变为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犯罪处理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渐兴起了“恢复性司法”制度(restoration)。所谓恢复性司法，就是通过被害人与犯罪行为人之间和解、协商多方参与的会谈，通过给被害人补偿、使加害人参加社区劳动等，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司法。 恢复性司法的最基本旨意是建立一个犯罪人和被害人面对面对话的“工作模式”，努力消除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侵害，修复被害人、犯罪人及社区成员之间因犯罪产生的裂痕，恢复社区和人们之间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着眼于问题的解决、责任、义务和未来。其核心价值在于强调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通过赔偿、道歉、社区服务等和解措施，全面恢复因犯罪对被害人和社区造成的损失，并使犯罪人重新融入社区，恢复被破坏的社区人际关系，使社区成员之间更加和睦，体现了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进步。
“以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因此，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顺应世界刑事司法改良发展的潮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以犯罪人为本，促进其尽快回归社会。
和谐社会的建构日益彰显了人类作为自己的主人的重要性，人类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人格也得以随之确立。与此相适应，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以惩罚与报应为主题以期给犯罪人带来精神痛苦的刑罚观念，亦应逐渐向以保障罪犯权利为内容的刑罚个别化和行刑社会化方向演进。
刑罚个别化是建立罪犯与监狱相和谐的纽带，因为刑罚个别化特别注重犯罪人的个人权利。自菲利以后，缩小刑罚的调控范围，寻找刑罚的替代措施直至废除刑罚，一直是社会防卫论者的明确主张和不懈追求。刑罚个别化倡导非监禁刑的广泛适用，并对监禁刑的适用力主非惩罚化。萨瑟兰认为，惩罚害多利少，其理由是“惩罚往往使受惩罚的个人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使其成为社会的顽敌”；“改造应该是构造人格的过程，惩罚则有碍塑造人格的努力”。 因此，刑罚应该剔除惩罚的成分，而代之以教育和矫治因素，尽量使狱中生活与狱外的正常自由生活相接近；用教员代替看守，对罪犯进行文化、技术和社会公德教育； 改善在押罪犯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罪犯与外界尤其是与家庭的联系等等。
行刑社会化则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注重社会因素在行刑中的作用，通过放宽罪犯自由，拓宽罪犯与社会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它是刑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现代刑罚执行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它避免了单纯依靠监狱自身改造罪犯的弊端，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反映了刑罚效益思想，是对我国传统重刑主义的颠覆，符合刑罚轻缓化的要求。因此，我们应推行开放监狱，减少对罪犯自由的限制，以尽可能缩短在押犯同正常社会生活的距离；广泛采用累进处遇制，使罪犯逐步接近社会，直至假释；推行请假离监制度，对符合条件的罪犯，允许离监；用公共服务代替监禁刑（尤其是短期监禁刑）等等行刑社会化的措施。
刑罚理念的嬗变本身蕴涵尊重罪犯人格，保障罪犯权利，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哲理。可以预见，通过刑罚个别化以及行刑社会化，注重刑法的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的有机协调，追求公正价值和功利价值的动态平衡，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结语：法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人本主义刑法观为精髓的民权刑法必将成为公民捍卫自身权利的宝典。当然，这一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还取决于我们对刑法观念现状的深刻认识，更取决于我们基此重构现代刑法观念的勇气和决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坚信，通过一代代刑法学人的共同努力，民权刑法的观念必将深入人心，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利保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