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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房地产开发行业管理规定（修正）
北京市人民政府


根据1997年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修改


第一条 为加强对本市房地产开发行业的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企业，包括专营公司、兼营公司、中外合资、合作公司（以下统称开发公司）。
第三条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建委）为本市房地产开发行业主管部门。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办公室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远郊区、县建设主管部门，按照市建委的授权负责本区、县房地产开发行业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申请成立开发公司，必须持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报市建委审批。
经批准可以成立开发公司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未经批准和未领取营业执照的任何单位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
第五条 申请成立开发公司，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经营活动场所；
（二）有必备的注册资金，在城近郊区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以上（含1000万元），在远郊区、县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注册资金为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
（三）有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从事开发建设的用地；多家合作开发的，有开发用地使用权一方应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四）有具备与开发建设规模相适应的经济师、会计师、土建工程师职称的专业人员。
第六条 下列机关、团体，不予批准设立开发公司： （一）县及县以上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二）政府机关中的公安、安全、监察、司法、审计、税务、工商行政管理、土地管理、海关、技术监督、商检等部门及其办事机构。
第七条 开发公司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一年内其项目建议书未经市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计委）、市建委批准，由市建委取消其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吊销其营业执照。项目建议书虽经批准，但两年内未开工的，由市计委、市建委予以撤项。
第八条 鼓励中央在京单位、外地企业和外国企业、个人与本市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的企业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
第九条 开发公司在本市设立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子公司，必须报市建委批准。从事专项开发建设的开发公司不得成立子公司。
第十条 本市开发公司的资质管理，按《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已开工的开发公司，可申请领取待定资质等级证书，纳入开发行业统一资质管理。
第十二条 取得待定资质等级证书的开发公司，已达到三级以上（含三级）开发企业标准的，可向市建委申请定级。一级开发公司，经市建委审核后，报建设部审批；二、三级开发公司，由市建委审批。
第十三条 一、二级开发公司可按规定征用土地从事开发建设；一级开发公司也可接受政府委托，从事成片土地开发经营。
第十四条 开发公司的开发建设项目必须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房地产开发建设计划由市计委、市建委审批。
第十五条 预售房屋应经市建委批准。市人民政府对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房地产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开发公司必须遵守国家和本市的法律、法规，执行国家下达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按规划要求进行建设，缴纳各种税费，承担市人民政府下达的专项任务。
第十七条 开发公司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建委收回《资质等级证书》，取消其开发经营资格：
（一）申请成立开发公司和资质等级时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二）不按规定办理资质等级变更手续；
（三）擅自超越资质等级证书的规定承担任务；
（四）伪造、涂改或出租、出借、转让、出卖资质等级证书；
（五）未履行应尽义务，致使开发建设的工程质量低劣；
（六）其他严重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第十八条 开发公司有违反工商行政管理和物价管理规定行为的，分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物价管理部门依法处罚。
第十九条 本规定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建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1994年6月1日起施行，《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企业经营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1994年5月7日
呼吁司法诚信

杨青贵

某省一基层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该县财政局非法作为的案件中，基于法院在硬件设施建设上与其有瓜葛，上级领导要求法官作出有利于财政局的判决。审判委员会已按照要求作出对受害人不公正的判决书。并要求审判员按此宣布。尽管已想到可能受打击报复，在正义与人情之间，审判员最终还是作出了公正判决，抵制了来自上级和外部的压力，，维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正义。后来，不管是在工资问题还是在晋升方面，都受到了非法“待遇”，后果相当悲惨。
如此违背法治之例实在太多了，这对于主张法治的国家来说相当不利。1999年我国把建设法治国家的方针写进宪法、开启了法治建设的新局面，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十六字方针中，有关执法方面的要求就占了后十二字之多，可见，执法成为了法治的重点。众所周知，在中国，执法主要是指司法。司法机关又主要是指拥有司法权的人民法院。所以，要法治必须要保障司法，要保障司法又必须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力。
如果一部法律是以正义和理性为立法成效之衡量标准，则其具有了法律“善”之性质。然则，从实证主义观点评析，法律的价值评价不能仅是自然法意义上之善法，更重要的是其在法律实际适用中的效用问题。使用中，若达到了具有人们普遍意义上之法律正义状态，我们就可以不妨称其为某一历史阶段正义之法（据博登海默分析，法律之正义标准是随主客观历史情况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是有所发展的）。反之，可以称为一定程度上之恶法。据此，即使制定了一部广为称颂的法律，我们也不能称其为善法，只有在法律适用中坚守“司法诚信”原则，才能将理性的良法付诸实际，发挥法律所应有的作用，最终成为“善法”。
现阶段的中国不是立法落后，而是如何严肃执法问题，因存在众多客观历史因素的限制，主要指地方保护主义及“地缘”、“人缘”关系的干扰与制约，使司法公正效力大减，并呈现日益突出之险态，“执行难”成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司法独立问题已成为了当今法学界争论焦点之一，法界精英们为成功解决积极探求可循之道。
司法诚信，即司法机关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必须严格诚信地适用法律，不受外界和内部的干涉，忠于宪法和法律的司法行为原则。在我国主要是指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以有效进行法律适用的活动。
司法诚信要真正成为人民法院坚守的原则，其核心必然要求加强司法独立，加强司法独立主要包括加强法官的独立、法院的独立和司法权的独立。
一、 司法的独立首先是法官的独立。
主观方面，作为一名优秀法官，至少应具备：
1. 坚实的法律理论基础知识。对法律知识有较强的宏观驾御能力。
2. 必要的社会生活经验和对对象的充分认知能力。为判决提供高效、准确和公正的途径。
3. 坚守职业道德，忠于宪法和法律。在法庭上扮演始终要保持中立的裁判者角色形象正确把握正义之要求。
4. 正确的审判动机和良好的审判心理，是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具体体现于依法调整各类社会关系，以维护公平正义，制裁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和利益。司法适用中，严禁掺杂个人不当动机。
客观方面。从本文引例看到了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对法官不法干预严重侵害了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因此要加强法官独立，更重要的是加强对法官的保障。
1. 法官职业保障。社会蔑视法官的普遍性态度，则会降低法官职业的崇高性和形象度，使现有或即将成为的法官消极作为，敷衍塞责，践踏应有社会地位，严重减弱司法诚信度。此外，还存在大量非法律专业人员占据了法官职位，甚至在改革开放以来，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专业军人的“养老院”。我们不妨大力吸收借鉴和适合国情的某些“法律国家”的经验，并积极探索。据此，我们必须建立和严格遵守法官职业制度（中国的十二法官等级制度不妨认为是个好例，但也是有一定问题存在的），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由省级人大常委会任命和罢免；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和罢免。设立全国司法人员管理委员会（必要时设分会）对法官统一进行监督和考评。此外，进行审判方式等多方面改革，改善当代法官“沦落”的社会形象和地位，并在市民社会中树立法官职业信仰，从而加强法官职业保障。
2. 法官职权保障。司法诚信要求在法院体系中必须加强法官职权保障。国家尽可能通过立法等各种有效手段杜绝来自法院系统外部的非法侵害。在内部，实行主审法官负责制，在和议庭成员中确定一名法官为案件主审法官，行使相应的职责，忠于法律和正义，实现“审”和“判”的有机统一，并对因事实不清造成的错案负担直接责任。合议庭内其他成员也据职责承担相应责任，以限制上级和同级其他法官的非法干预，加强法官审判独立性。如斯，请问本例中的对法官不正干预情况还会存在吗？
3. 法官生活保障。主要涉及法官工资和家庭生活两方面。
a. 设立法官工资保障制度，以专有制度，特别是实行财政经费单列制，防止其他机关部门（主要是行政机关）和法院内部相关人员控制和限制法官工资的不良现象，并严禁在任期内随意增减法官工资（不妨用立法加以限制），减少法官后顾之忧。
b. 法官家庭生活方面。依法对法官家庭进行保护，特别是成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严厉禁止和打击以法官家庭安全作为要挟的违法犯罪行为，解决法官忧虑，以更充分地保护司法审判独立性。此外，我们还应以尽可能多的手段解决好法官家庭成员的再就业等问题，积极引导，使之坚持支持法官正义司法，“矫正”违法行为。
二、 司法独立也是法院的独立。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应独立于行政和立法机关。但是，从中国现有的体制而言，法院主要在人缘和地缘上受到其他机关的限制，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因此，必须采用切实可行办法予以解决。
1. 正确定位司法机关，弄清宪政关系，分清政府、公安局、司法局、财政局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2. 打破法院行政设置，建立更高效适用的法院区域设置体系，及其完善内部机构设置和权力运作。
3. 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严禁干预司法。
4. 建立专有资金有效来源和使用制度，尽可能地减少法院和外部的摩擦，减少其他机关或公司、企事业单位的非法干预的可能性。
5. 法官的来源应该与立法和行政机关相对独立。应有独立的法官及其他人员的选派制度。
三、 司法权的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另一必然要求。只有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才能保障“善法”完全意义上的适用，而司法权的保障又是司法诚信的保障前提，正如法官和法院独立可最终归宿于司法独立原则。即此，将司法独立具体实践化尤为关键，最成功地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融合的德国和日本不外乎是个好例。据中国国情，我们应处理好司法工作与党的领导关系，实现党对师法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正如博邓海默认为法律方法是解决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唯一方法，我坚信并坚决主张以切实可行的（更为重要的是确实执行）以排除包括公权力侵害的法律手段来保障司法独立。以强权抵制强权不外乎确实是种好办法，至少司法诚信也得到了一定保障嘛！
根据上述有限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在司法诚信中，司法独立所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但是，由于个人知识和见解有限等，所涉及论述必然存在巨大的局限。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司法诚信原则的要求最终还是可以归咎于坚持司法独立原则的要求。一定程度上讲，司法诚信就是司法独立。只有以司法诚信才能维护司法公正。司法诚信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还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新时代的要求，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选择。所以，我们呼吁司法诚信原则。

2005年4月25日
于西南政法大学04级经贸法7班
要参考书目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 中政出版社
《司法实践中的理论探索》景汉朝著 法律出版社 西政学子文库
《诉讼心理学》 徐伟 鲁千晓著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