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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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06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贾春旺检察长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对最高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工作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年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加强队伍建设，推进司法改革，维护社会稳定，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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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探讨
俞云鹤
摘要：本文试以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原则和创新精神，分析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的弊病，并就电信法应创新重构电信监管体制的四个法律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考虑。
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明确规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和“坚持把创新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如何贯彻《决定》的重大原则和创新精神，在《电信法》立法过程中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是值得立法机关、主管部门和电信业内外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 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轨迹
为了探讨如何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轨迹，以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
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轨迹，是伴随着电信业的发展和改革而逐步进展的。根据电信监管主体和制度的不同变化，我国电信监管体制改革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8年以前，国家通过邮电部对全国的邮政和电信实施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则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邮政和电信实施管理，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级管理体制。这一阶段，我国电信管理体制的特点是管理机构“政企合一”，各级邮电管理局既实施行政管理，又经营邮电业务。因此可以说，当时在我国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电信监管体制。
第二阶段，1998年，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撤销邮电部、电子工业部，组建成立信息产业部。2000年，《电信条例》发布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相继成立，在信息产业部的领导下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电信业实施监管职能。在这种垂直集中统一的电信监管体制中，地方政府与通信管理局之间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各地通信管理局更类似于信息产业部的派出机构。这一阶段，电信监管机构已基本实现“政企分离”，我国开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电信监管体制。
第三阶段，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订了议定书和有关法律文件，其中包括承诺开放电信服务业的文件。为适应这一改革开放形势，我国在加大电信改革的同时，加快了《电信法》的立法进程。目前，《电信法》草案正在国务院进行审议，看来今年年底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已不可能。这一阶段尚未完结，电信监管机制在这个阶段中将依照《电信法》予以重构和创新。目前各方面对于《电信法》草案，仍然有许多不同意见。我国究竟应当设定什么样的电信监管体制，也尚未定论。
二、 《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的几点弊端
电信监管体制是《电信法》立法的关键问题。《电信法》历次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是一种比现行体制更加强调集中统一的体制。
目前正在国务院审议的《电信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
“国务院电信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电信监管机构）依法对全国电信业实施监督管理。
电信监管机构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派出机构，派出机构依照电信监管机构的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根据《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原则重新审视《电信法》草案，发现《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是比较明显的。
（一）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以人为本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目前，我国电话用户总数已突破7亿，居世界第一；互联网上网人数超过一亿，居世界第二；电信业已成为我国的支持产业之一。面对如此庞大规模的电信和信息服务市场，在现行垂直单一的电信监管体制下，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已经十分困难。由于信息产业部在各地设立的通信管理局和地方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一地并存，通信管理局又不受当地政府的领导，因此在各地电信监管上存在着机构重叠、力量分散、妨碍服务、影响效能的体制性弊端。据了解，电信监管机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各个省级通信管理局的人员通常不到20人，加上信息产业部分管电信的人员，全国从事电信监管工作的人员仅仅数百人，根本无力对我国庞大的电信市场实施进行有效的监管。然而，《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试图坚持并进一步强化这种垂直单一的电信监管体制，将几十项监管任务都法定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一家承担，使体制性弊端更加突出。以行政复议为例，不采用条块给合、分级管理的体制来做到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疏导压力，地方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就没有法律依据来分工处理电信领域的争议和纠纷，造成所有案件都要到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去处理的局面，必然形成“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监管困境，与《决定》提出的以人为本原则不相符合，最终导致无法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我国电信业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飞速发展，广大电信用户对电信服务质量的要求将越来越高。加强电信监管力度，提高电信服务水平，构建与广大用户的和谐关系，已成为电信监管机构和电信业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的大事。在这种形势下，再延续甚至强化这种集中统一的垂直监管体制，并不能真正加强电信监管，是既不利于电信改革与发展，也不利于更好地为广大电信用户服务的。
（二）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电信具有集中性、技术性、专业性强的特点，《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将电信全程全网的技术特点与一统到底的管理体制相混淆，拟推行比现行监管体制更强调集中统一的垂直监管模式。但是它忽视了电信同时具备的其他特点，即电信还具有综合性、社会性、建设配套性强的特点。为适应电信的这两方面的特点，应当按照《决定》提出的科学发展原则，从促进电信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出发，实行中央与地方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电信监管体制。
这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不应当把地方政府排斥在电信监管体制以外。近十年来各地信息化建设的实践证明，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对于加强电信监管、促进电信发展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促进信息化建设包括电信的发展，是地方党委和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当地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监管协作配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显示了电信监管应当实行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必要性。
----地方政府在电信网络建设与规划上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诸如集约化通信管线的建设、移动通信基站的选址等，地方政府都承担着重要的组织管理与协调责任，并根据需要提请地方人大立法或者制定政府规章，促进了各地电信业的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历来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地方党委和政府承担重要责任。中央曾多次发文，强调互联网管理体制要遵循各有分工、加强属地管理的原则。信息安全涉及城市安全和经济安全，是需要综合治理的全局性问题，需要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参与管理。显然，电信网络和信息安全，绝不仅仅是电信监管机构一家能完全管得了的事情。
----在电信群体性矛盾的及时处理方面，基本上是依靠地方政府来协调解决的。近年来，地方政府花费了较多精力解决电信领域频发的各类社会突发事件，如电信用户集体性维权行为、针对设置通信基站的群体性信访、电信公共资源的无序争夺等，与电信监管机构协同工作，妥善处理，保障了电信的稳定发展。
然而《电信法》草案，除规定地方政府具有配合电信建设的义务外，无视地方政府参与电信管理的成功实践，无视地方政府在电信监管中的重要作用，所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完全排斥地方政府的参与，是违背科学发展原则的，是很不合理的。
（三）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改革开放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
《电信法》草案在设定电信监管体制时，借鉴了国外电信监管体制和我国银行、证券业监管体制的情况，决定设立集中统一的电信监管体制，即设立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及根据需要在地方设立派出机构。
应当肯定，电信业与银行、证券业在统一性、专业性、技术性强这些方面是相近的，电信监管体制借鉴我国银行、证券业监管体制的情况来设定，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更应当看到，电信业包括电信制造业和电信服务业两大领域，涉及电信改革和发展的许多任务与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方政府息息相关，仅仅靠垂直统一的电信监管机构一家是无法圆满完成的。例如，电信管道建设与维护、驻地网建设与维护、公共电信配套设施建设与维护以及相关重大矛盾的及时处理等事项，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参与或协作，肯定是做不好的。据此，《电信法》草案在设定电信监管体制时全盘照抄我国银行、证券监管体制，是不适当的。
也应当肯定，鉴于电信业规模经济的共同特性，借鉴发达国家在电信监管体制方面的经验，是必要的。但是更应当看到，近十年来在许多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电信法律改革的浪潮，其中包括对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在美国，为充分发挥各州的作用，已进一步完善了联邦通信管理局（FCC）和各州之间在电信监管体制上的协调，将本地电话的部分管理职能和开放本地电信业务的部分决策权交给了各州政府。在英国，已从过去单一的政府专职部门的监管体制，改革为增加电信行业的自我管控、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以及其他政部门的配套监管的混合体制。在澳大利亚，国家通信管理局(ACA)和竞争与消费委员会(ACCC)负责电信监管事务，并在各州设立办事处，与州政府共同处理电信监管事项。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尽管对电信大多实行中央监管机构的直接管理，但同时都十分注重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对比之下，我国《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完全排斥地方政府的作用，并没有很好地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
（四）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冶国家”。
《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与我国宪法、法律关于国家机构职权的规定有所相违，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原则不尽相符。
广东省深圳市财政局 深圳市空港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空港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新开货运航线财政资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007年2月2日）
深财企〔2007〕9号
为进一步扶持深圳市航空产业的发展，鼓励航空承运人增开深圳货运航线，促进深圳地区经济的发展，我们组织制定了《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新开货运航线财政资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新开货运航线财政资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扶持深圳市航空产业的发展，鼓励航空承运人增开深圳货运航线，促进深圳地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以下简称机场）货运航线的承运人给予财政资助（以下简称货运航线资助），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财政部门会同市空港主管部门对货运航线资助资金规模进行测算，在当年度市现代物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予以安排，不单独切块。
市空港主管部门提出年度资金预算，经市财政部门审核并报分管空港工作的市领导审批后执行。
第四条 货运航线资助的管理和使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企业申报、专家评审、社会公示、政府决策、绩效评价。
第五条 市空港主管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根据我市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航空货运产业发展规划，向市财政部门提出当年度货运航线资助资金预算；
（二）编制年度决算；
（三）编制年度资助指南，受理航空货运企业的资助申请，组织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
（四）负责建立资助企业和资助项目的档案并进行管理；
（五）负责对资助项目和被资助企业进行绩效评价。
第六条 市财政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核货运航线资助资金年度预算、审查货运航线资助资金年度决算；
（二）办理资助资金拨款；
（三）监督检查货运航线资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第二章 资助条件及方式
第七条 货运航线资助的对象为：
（一）新开通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全货机航线）的基地航空公司及非基地航空公司；
（二）新开通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内货运航线（全货机航线）的基地航空公司。
基地航空公司是指在深圳市注册，并以深圳市为核心基地和利润中心的航空公司。
享受货运航线资助的基地航空公司飞机应当是在深圳市注册的飞机。
第八条 航空公司应当具备以下条件，方可申请货运航线资助：
（一）应当具有法人资格；
（二）新开通货运航线每个运营年度（自开航之日满一年为一个运营年度）安排飞行的航班须在50班以上。
第九条 申请货运航线资助的航空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货运航线资助：
（一）已经获得市政府投资或我市其他财政性专项资金资助的；
（二）提供虚假信息骗取货运航线资助的；
（三）申请资助的年度内有违反税收、工资支付、社会保险等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受到相关部门行政处罚的。
第十条 货运航线资助主要采取资金资助的方式。
第三章 资助标准
第十一条 对开通国际货运航线的基地航空公司的资助标准，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开航首年（自开航之日起满一年），货运航线资助总额为当年运营国际货运航线的每架货机承运的机场出港货物总量（吨）×800元/吨；
（二）开航第二年，货运航线资助总额不高于当年运营国际货运航线的每架货机承运的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出港货物总量（吨）×800元/吨的75%；
（三）开航第三年，货运航线资助总额不高于当年运营国际货运航线的每架货机承运的机场出港货物总量（吨）×800元/吨的50%。
上述资助标准按照在深圳注册的每架飞机计算。经计算每年每架飞机的资助总额不足1000万元人民币的，按实际计算所得金额予以资助；经计算每年每架飞机超过1000万元的，按每年每架飞机1000万元予以资助。
第十二条 对开通国际货运航线的非基地航空公司的资助标准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开航首年（自开航之日满一年），货运航线资助总额为当年该航线航班承运的机场出港货物总量（吨）×500元/吨；
（二）开航第二年，货运航线资助总额不高于当年该航线航班承运的机场出港货物总量（吨）×500元/吨的75%；
（三）开航第三年，货运航线资助总额不高于当年该航线航班承运的机场出港货物总量（吨）×500元/吨的50%。
上述资助标准按照每个航空公司每条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计算。经计算每年每条新开国际货运航线的资助总额不足800万元的，按实际计算所得金额予以资助；经计算每年每条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800万元的，按每年每条新开国际货运航线800万元予以资助。
第十三条 对开通国内货运航线的基地航空公司的资助标准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开航首年（自开航之日满一年），货运航线资助总额为当年运营国内货运航线的每架货机承运的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出港货物总量（吨）×500元/吨；
（二）开航第二年，货运航线资助总额不高于当年运营国内货运航线的每架货机承运的机场出港货物总量（吨）×500元/吨的75%；
（三）开航第三年，货运航线资助总额不高于当年运营国内货运航线的每架货机承运的机场出港货物总量（吨）×500元/吨的50%。
上述资助标准按照在深圳注册的每架飞机计算。经计算每年每架飞机的资助总额不足500万元人民币的，按实际计算所得金额予以资助；经计算每年每架飞机超过500万元的，按每年每架飞机500万元予以资助。
第十四条 获得货运航线资助的航空公司第二年、第三年实际承运的机场出港货总量比上年增长20%（含20%）以上且对深圳市的航空货运产业发展有较大贡献的，可以在规定的限额之内适当提高第二年和第三年的资助标准，具体操作办法由市空港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四章 资助的申请及审批
第十五条 市空港主管部门应当公布资助申报指南，明确申请各类资助所需的材料，并印发有关的申请表格。
第十六条 申请货运航线资助的航空公司应当于货运航线运营满一年后的3个月内提出上年度货运航线资助申请。
航空公司提出申请的，应当提交货运航线资助申请书、企业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复印件、银行账号等资料。
第十七条 市空港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对资助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符合资助条件的，由市空港主管部门提出资金安排的初步意见。
市空港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初步意见报送市财政部门复核。
专家的组成及专家评审程序由市空港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八条 市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资金安排的初步意见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并书面告知市空港主管部门。经复核同意资金安排的，由市空港主管部门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
第十九条 公示期内无异议的，市空港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联合下达资金资助计划，并由市财政部门按照规定办理拨款手续。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货运航线资助资金使用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向市空港主管部门报送年度资助资金使用情况的书面总结。
第二十一条 市空港主管部门应当于每资助年度后的30日内对被资助航空公司进行绩效评价，并将绩效评价情况形成书面材料送市财政部门。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资助申请人再次申请资助额度的重要评审依据。
绩效评价办法由市空港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对于违反财经纪律，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资助资金的行为，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理、处分或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航空公司违反上款规定并受到处分、处罚的，市空港主管部门3年内不受理其资助申请。
第二十三条 受委托的社会中介机构在项目和经费的评审、评估和审计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或与资助资金申请单位串通作弊等行为并出具相关报告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和《深圳经济特区注册会计师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社会中介机构提供虚假审计报告，造成资助资金损失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参与评审、评估的专家在评审、评估中以权谋私或弄虚作假的，由市空港主管部门取消其专家资格，并在新闻媒体上公布；应追究责任的，按有关规定执行；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五条 资金管理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在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及《深圳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罚、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货运航线资助的管理费用按照有关规定列入年度部门预算申报安排。
第二十七条 新开通的国际和国内货运航线是指2005年7月1日以后开通的航线。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为1年。
俞云鹤
摘要：本文试以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原则和创新精神，分析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的弊病，并就电信法应创新重构电信监管体制的四个法律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考虑。
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明确规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和“坚持把创新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如何贯彻《决定》的重大原则和创新精神，在《电信法》立法过程中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是值得立法机关、主管部门和电信业内外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 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轨迹
为了探讨如何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轨迹，以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
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轨迹，是伴随着电信业的发展和改革而逐步进展的。根据电信监管主体和制度的不同变化，我国电信监管体制改革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8年以前，国家通过邮电部对全国的邮政和电信实施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则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邮政和电信实施管理，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级管理体制。这一阶段，我国电信管理体制的特点是管理机构“政企合一”，各级邮电管理局既实施行政管理，又经营邮电业务。因此可以说，当时在我国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电信监管体制。
第二阶段，1998年，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撤销邮电部、电子工业部，组建成立信息产业部。2000年，《电信条例》发布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相继成立，在信息产业部的领导下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电信业实施监管职能。在这种垂直集中统一的电信监管体制中，地方政府与通信管理局之间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各地通信管理局更类似于信息产业部的派出机构。这一阶段，电信监管机构已基本实现“政企分离”，我国开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电信监管体制。
第三阶段，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订了议定书和有关法律文件，其中包括承诺开放电信服务业的文件。为适应这一改革开放形势，我国在加大电信改革的同时，加快了《电信法》的立法进程。目前，《电信法》草案正在国务院进行审议，看来今年年底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已不可能。这一阶段尚未完结，电信监管机制在这个阶段中将依照《电信法》予以重构和创新。目前各方面对于《电信法》草案，仍然有许多不同意见。我国究竟应当设定什么样的电信监管体制，也尚未定论。
二、 《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的几点弊端
电信监管体制是《电信法》立法的关键问题。《电信法》历次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是一种比现行体制更加强调集中统一的体制。
目前正在国务院审议的《电信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
“国务院电信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电信监管机构）依法对全国电信业实施监督管理。
电信监管机构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派出机构，派出机构依照电信监管机构的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根据《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原则重新审视《电信法》草案，发现《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是比较明显的。
（一）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以人为本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目前，我国电话用户总数已突破7亿，居世界第一；互联网上网人数超过一亿，居世界第二；电信业已成为我国的支持产业之一。面对如此庞大规模的电信和信息服务市场，在现行垂直单一的电信监管体制下，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已经十分困难。由于信息产业部在各地设立的通信管理局和地方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一地并存，通信管理局又不受当地政府的领导，因此在各地电信监管上存在着机构重叠、力量分散、妨碍服务、影响效能的体制性弊端。据了解，电信监管机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各个省级通信管理局的人员通常不到20人，加上信息产业部分管电信的人员，全国从事电信监管工作的人员仅仅数百人，根本无力对我国庞大的电信市场实施进行有效的监管。然而，《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试图坚持并进一步强化这种垂直单一的电信监管体制，将几十项监管任务都法定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一家承担，使体制性弊端更加突出。以行政复议为例，不采用条块给合、分级管理的体制来做到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疏导压力，地方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就没有法律依据来分工处理电信领域的争议和纠纷，造成所有案件都要到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去处理的局面，必然形成“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监管困境，与《决定》提出的以人为本原则不相符合，最终导致无法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我国电信业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飞速发展，广大电信用户对电信服务质量的要求将越来越高。加强电信监管力度，提高电信服务水平，构建与广大用户的和谐关系，已成为电信监管机构和电信业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的大事。在这种形势下，再延续甚至强化这种集中统一的垂直监管体制，并不能真正加强电信监管，是既不利于电信改革与发展，也不利于更好地为广大电信用户服务的。
（二）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电信具有集中性、技术性、专业性强的特点，《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将电信全程全网的技术特点与一统到底的管理体制相混淆，拟推行比现行监管体制更强调集中统一的垂直监管模式。但是它忽视了电信同时具备的其他特点，即电信还具有综合性、社会性、建设配套性强的特点。为适应电信的这两方面的特点，应当按照《决定》提出的科学发展原则，从促进电信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出发，实行中央与地方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电信监管体制。
这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不应当把地方政府排斥在电信监管体制以外。近十年来各地信息化建设的实践证明，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对于加强电信监管、促进电信发展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促进信息化建设包括电信的发展，是地方党委和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当地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监管协作配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显示了电信监管应当实行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必要性。
----地方政府在电信网络建设与规划上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诸如集约化通信管线的建设、移动通信基站的选址等，地方政府都承担着重要的组织管理与协调责任，并根据需要提请地方人大立法或者制定政府规章，促进了各地电信业的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历来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地方党委和政府承担重要责任。中央曾多次发文，强调互联网管理体制要遵循各有分工、加强属地管理的原则。信息安全涉及城市安全和经济安全，是需要综合治理的全局性问题，需要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参与管理。显然，电信网络和信息安全，绝不仅仅是电信监管机构一家能完全管得了的事情。
----在电信群体性矛盾的及时处理方面，基本上是依靠地方政府来协调解决的。近年来，地方政府花费了较多精力解决电信领域频发的各类社会突发事件，如电信用户集体性维权行为、针对设置通信基站的群体性信访、电信公共资源的无序争夺等，与电信监管机构协同工作，妥善处理，保障了电信的稳定发展。
然而《电信法》草案，除规定地方政府具有配合电信建设的义务外，无视地方政府参与电信管理的成功实践，无视地方政府在电信监管中的重要作用，所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完全排斥地方政府的参与，是违背科学发展原则的，是很不合理的。
（三）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改革开放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
《电信法》草案在设定电信监管体制时，借鉴了国外电信监管体制和我国银行、证券业监管体制的情况，决定设立集中统一的电信监管体制，即设立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及根据需要在地方设立派出机构。
应当肯定，电信业与银行、证券业在统一性、专业性、技术性强这些方面是相近的，电信监管体制借鉴我国银行、证券业监管体制的情况来设定，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更应当看到，电信业包括电信制造业和电信服务业两大领域，涉及电信改革和发展的许多任务与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方政府息息相关，仅仅靠垂直统一的电信监管机构一家是无法圆满完成的。例如，电信管道建设与维护、驻地网建设与维护、公共电信配套设施建设与维护以及相关重大矛盾的及时处理等事项，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参与或协作，肯定是做不好的。据此，《电信法》草案在设定电信监管体制时全盘照抄我国银行、证券监管体制，是不适当的。
也应当肯定，鉴于电信业规模经济的共同特性，借鉴发达国家在电信监管体制方面的经验，是必要的。但是更应当看到，近十年来在许多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电信法律改革的浪潮，其中包括对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在美国，为充分发挥各州的作用，已进一步完善了联邦通信管理局（FCC）和各州之间在电信监管体制上的协调，将本地电话的部分管理职能和开放本地电信业务的部分决策权交给了各州政府。在英国，已从过去单一的政府专职部门的监管体制，改革为增加电信行业的自我管控、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以及其他政部门的配套监管的混合体制。在澳大利亚，国家通信管理局(ACA)和竞争与消费委员会(ACCC)负责电信监管事务，并在各州设立办事处，与州政府共同处理电信监管事项。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尽管对电信大多实行中央监管机构的直接管理，但同时都十分注重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对比之下，我国《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完全排斥地方政府的作用，并没有很好地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
（四）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冶国家”。
《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与我国宪法、法律关于国家机构职权的规定有所相违，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原则不尽相符。
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空港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新开货运航线财政资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空港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新开货运航线财政资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007年2月2日）
深财企〔2007〕9号
为进一步扶持深圳市航空产业的发展，鼓励航空承运人增开深圳货运航线，促进深圳地区经济的发展，我们组织制定了《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新开货运航线财政资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新开货运航线财政资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扶持深圳市航空产业的发展，鼓励航空承运人增开深圳货运航线，促进深圳地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以下简称机场）货运航线的承运人给予财政资助（以下简称货运航线资助），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财政部门会同市空港主管部门对货运航线资助资金规模进行测算，在当年度市现代物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予以安排，不单独切块。
市空港主管部门提出年度资金预算，经市财政部门审核并报分管空港工作的市领导审批后执行。
第四条 货运航线资助的管理和使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企业申报、专家评审、社会公示、政府决策、绩效评价。
第五条 市空港主管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根据我市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航空货运产业发展规划，向市财政部门提出当年度货运航线资助资金预算；
（二）编制年度决算；
（三）编制年度资助指南，受理航空货运企业的资助申请，组织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
（四）负责建立资助企业和资助项目的档案并进行管理；
（五）负责对资助项目和被资助企业进行绩效评价。
第六条 市财政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核货运航线资助资金年度预算、审查货运航线资助资金年度决算；
（二）办理资助资金拨款；
（三）监督检查货运航线资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第二章 资助条件及方式
第七条 货运航线资助的对象为：
（一）新开通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全货机航线）的基地航空公司及非基地航空公司；
（二）新开通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内货运航线（全货机航线）的基地航空公司。
基地航空公司是指在深圳市注册，并以深圳市为核心基地和利润中心的航空公司。
享受货运航线资助的基地航空公司飞机应当是在深圳市注册的飞机。
第八条 航空公司应当具备以下条件，方可申请货运航线资助：
（一）应当具有法人资格；
（二）新开通货运航线每个运营年度（自开航之日满一年为一个运营年度）安排飞行的航班须在50班以上。
第九条 申请货运航线资助的航空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货运航线资助：
（一）已经获得市政府投资或我市其他财政性专项资金资助的；
（二）提供虚假信息骗取货运航线资助的；
（三）申请资助的年度内有违反税收、工资支付、社会保险等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受到相关部门行政处罚的。
第十条 货运航线资助主要采取资金资助的方式。
第三章 资助标准
第十一条 对开通国际货运航线的基地航空公司的资助标准，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开航首年（自开航之日起满一年），货运航线资助总额为当年运营国际货运航线的每架货机承运的机场出港货物总量（吨）×800元/吨；
（二）开航第二年，货运航线资助总额不高于当年运营国际货运航线的每架货机承运的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出港货物总量（吨）×800元/吨的75%；
（三）开航第三年，货运航线资助总额不高于当年运营国际货运航线的每架货机承运的机场出港货物总量（吨）×800元/吨的50%。
上述资助标准按照在深圳注册的每架飞机计算。经计算每年每架飞机的资助总额不足1000万元人民币的，按实际计算所得金额予以资助；经计算每年每架飞机超过1000万元的，按每年每架飞机1000万元予以资助。
第十二条 对开通国际货运航线的非基地航空公司的资助标准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开航首年（自开航之日满一年），货运航线资助总额为当年该航线航班承运的机场出港货物总量（吨）×500元/吨；
（二）开航第二年，货运航线资助总额不高于当年该航线航班承运的机场出港货物总量（吨）×500元/吨的75%；
（三）开航第三年，货运航线资助总额不高于当年该航线航班承运的机场出港货物总量（吨）×500元/吨的50%。
上述资助标准按照每个航空公司每条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计算。经计算每年每条新开国际货运航线的资助总额不足800万元的，按实际计算所得金额予以资助；经计算每年每条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800万元的，按每年每条新开国际货运航线800万元予以资助。
第十三条 对开通国内货运航线的基地航空公司的资助标准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开航首年（自开航之日满一年），货运航线资助总额为当年运营国内货运航线的每架货机承运的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出港货物总量（吨）×500元/吨；
（二）开航第二年，货运航线资助总额不高于当年运营国内货运航线的每架货机承运的机场出港货物总量（吨）×500元/吨的75%；
（三）开航第三年，货运航线资助总额不高于当年运营国内货运航线的每架货机承运的机场出港货物总量（吨）×500元/吨的50%。
上述资助标准按照在深圳注册的每架飞机计算。经计算每年每架飞机的资助总额不足500万元人民币的，按实际计算所得金额予以资助；经计算每年每架飞机超过500万元的，按每年每架飞机500万元予以资助。
第十四条 获得货运航线资助的航空公司第二年、第三年实际承运的机场出港货总量比上年增长20%（含20%）以上且对深圳市的航空货运产业发展有较大贡献的，可以在规定的限额之内适当提高第二年和第三年的资助标准，具体操作办法由市空港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四章 资助的申请及审批
第十五条 市空港主管部门应当公布资助申报指南，明确申请各类资助所需的材料，并印发有关的申请表格。
第十六条 申请货运航线资助的航空公司应当于货运航线运营满一年后的3个月内提出上年度货运航线资助申请。
航空公司提出申请的，应当提交货运航线资助申请书、企业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复印件、银行账号等资料。
第十七条 市空港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对资助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符合资助条件的，由市空港主管部门提出资金安排的初步意见。
市空港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初步意见报送市财政部门复核。
专家的组成及专家评审程序由市空港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八条 市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资金安排的初步意见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并书面告知市空港主管部门。经复核同意资金安排的，由市空港主管部门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
第十九条 公示期内无异议的，市空港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联合下达资金资助计划，并由市财政部门按照规定办理拨款手续。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货运航线资助资金使用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向市空港主管部门报送年度资助资金使用情况的书面总结。
第二十一条 市空港主管部门应当于每资助年度后的30日内对被资助航空公司进行绩效评价，并将绩效评价情况形成书面材料送市财政部门。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资助申请人再次申请资助额度的重要评审依据。
绩效评价办法由市空港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对于违反财经纪律，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资助资金的行为，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理、处分或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航空公司违反上款规定并受到处分、处罚的，市空港主管部门3年内不受理其资助申请。
第二十三条 受委托的社会中介机构在项目和经费的评审、评估和审计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或与资助资金申请单位串通作弊等行为并出具相关报告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和《深圳经济特区注册会计师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社会中介机构提供虚假审计报告，造成资助资金损失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参与评审、评估的专家在评审、评估中以权谋私或弄虚作假的，由市空港主管部门取消其专家资格，并在新闻媒体上公布；应追究责任的，按有关规定执行；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五条 资金管理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在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及《深圳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罚、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货运航线资助的管理费用按照有关规定列入年度部门预算申报安排。
第二十七条 新开通的国际和国内货运航线是指2005年7月1日以后开通的航线。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为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