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站点| 世界资料网 | 专利资料网 | 世界资料网论坛
收藏本站| 设为首页| 首页

关于对原产于英国、美国、荷兰、德国、韩国的进口二氯甲烷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的终裁决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8 14:55:47  浏览:8970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关于对原产于英国、美国、荷兰、德国、韩国的进口二氯甲烷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的终裁决定

国家经贸委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文件

国经贸调查[2002]211号


关于对原产于英国、美国、荷兰、德国、韩国的进口二氯甲烷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的终裁决定

有关单位:

  根据自贡鸿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鹤公司)、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化公司)的反倾销调查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规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经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经贸委),于2000年12月20日正式公告立案,决定对原产于英国、美国、荷兰、法国、德国、韩国的进口二氯甲烷进行反倾销调查。国家经贸委对产业损害及损害程度进行了调查,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作出最终裁定如下:

  一、调查程序

  (一)初步调查。

  案件立案后,国家经贸委成立了二氯甲烷反倾销案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对原产于英国、美国、荷兰、法国、德国、韩国的进口二氯甲烷造成中国境内相关产业损害情况进行了调查。2001年2月13日、15日和3月7日,国家经贸委向中国境内相关生产企业和进口商分别发放了《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和《国内进口商调查问卷》,3月21日向有关外国生产商发放了《国外生产者调查问卷》。在规定的时间内收回国内生产商问卷3份,进口商问卷2份,国外生产者问卷5份。2001年4月,调查组分别对衢化公司和鸿鹤公司进行了实地核查。

  (二)初步裁定。

  2001年7月11日,国家经贸委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英国、美国、荷兰、法国、德国、韩国的进口二氯甲烷造成中国产业损害的初步裁定》。2001年8月16日,外经贸部发布2001年第11号公告,公布了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出的《关于对原产于英国、美国、荷兰、法国、德国和韩国的进口二氯甲烷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

  (三)利害关系方发表书面评论。

  初步裁定后一个月内,国家经贸委收到了英国、美国、荷兰、法国和德国有关涉案公司对本案初步裁定的书面评论,其他利害关系方没有发表书面评论。

  (四)进一步调查。

  2001年9月至2002年1月,本案调查组针对利害关系方的书面评论和初步裁定后的有关情况,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取证。

  国家经贸委对申请书及其所附证据、回收的调查问卷、实地核查结果、利害关系方的书面评论和初步裁定后进行的进一步调查结果进行了认真分析,对各利害关系方的意见依法给予了充分考虑。

  (五)产业损害调查期。

  国家经贸委确定本案的产业损害调查期为1998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1997年为产业损害调查数据对比基期。

  二、终止对法国出口到中国的二氯甲烷反倾销调查

  本案初步裁定后,法国阿托菲纳有限公司提出法国对中国的二氯甲烷出口量不足中国二氯甲烷进口总量的3%,应属可忽略不计的范围。调查组的调查表明,在本案的倾销调查期内(1999年7月1日-2000年6月30日),法国对中国二氯甲烷的出口量占中国二氯甲烷进口总量的2.67%,低于3%,属于可忽略不计的范围。根据《条例》第27条、第9条第二款的规定,国家经贸委决定终止对法国出口到中国的二氯甲烷反倾销调查。

  三、被调查产品、国内同类产品和申请人的代表资格

  本次终裁的被调查产品为原产于英国、美国、荷兰、德国、韩国的二氯甲烷。二氯甲烷的英文名称为dichloromethne或者methylenechloride,分子式为CH2Cl2。

  二氯甲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税则中的税则号为29031200。

  国内同类产品与被调查产品在物理特性上没有区别,都为无色透明液体,有类似醚类的气味和甜味;易挥发,燃烧分解可生成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光气;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对很多树脂和脂肪具有优良的溶解能力;熔点为-97.6℃,沸点为39.8℃,相对密度为1.33,饱和蒸汽压为30.5千帕(10℃)。被调查产品和国内同类产品在包装、规格上没有差别,采用镀锌或烤漆铁桶盛放,纯度均在99%以上。

  国内同类产品和被调查产品的用途基本相同,主要用于涂料溶剂、金属脱脂、气烟雾喷射剂、聚氨酯发泡剂及制造安全电影胶片和聚碳酸、防腐材料、医药生产的中间体萃取等。被调查产品没有可替代产品。

  调查期内,国内申请企业衢化公司和鸿鹤公司在二氯甲烷总产量占全国二氯甲烷总产量的90%以上,符合《条例》第10条规定的“总产量占国内相同或类似产品全部总产量的大部分的生产者”构成国内产业的要求。因此,这两个公司可以代表国内二氯甲烷产业。

  本案初步裁定后,有关国外利害关系方提出99.9%以上纯度的二氯甲烷中国国内不能生产,中国国内不存在该类产品的同类产品,故应将这部分二氯甲烷排除在被调查产品之外。他们同时认为,如果对这部分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将影响下游医药产业的需求和发展。经过调查,国家经贸委认为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国内有关企业能够生产纯度超过99.9%的二氯甲烷,且能够满足国内医药行业的需要。中国国内二氯甲烷用于医药行业的数量约为二氯甲烷总销售量的15-20%。同时,医药行业至今尚无一家企业提出对二氯甲烷采取反倾销措施将会对其生产造成不利影响的意见,因此,纯度超过99.9%的二氯甲烷应包括在本案的调查之中。

  四、对被调查产品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累积评估

  国家经贸委在考察了相关证据后认为,从英国、美国、荷兰、德国、韩国进口的被调查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以及这些被调查产品与中国国内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相同,且进口数量和倾销幅度不属于可忽略不计的范围。根据《条例》第9条的规定,国家经贸委认为,对来自上述五国的进口二氯甲烷对国内产业的影响进行累积评估是适当的。

  本案初步裁定后,英国英力士氯化有限公司(Ineos Chlor Ltd.)提出英国对中国的二氯甲烷出口价格下降不明显,且出口量呈下降趋势,市场占有率也在降低。调查数据表明,产业损害调查期内,英国对中国二氯甲烷出口量是增长的,2000年比基期增幅达29.82%;同时,英国对中国出口二氯甲烷的价格也呈下降趋势,2000年比基期下降了6.93%。虽然英国对中国出口的二氯甲烷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呈下降趋势,但这是由于中国市场消费量快速增长造成的。国家经贸委认为,对从英国进口的二氯甲烷与其他国家的进口量进行累计评估是适当的。

  五、产业损害及损害程度

  国家经贸委对中国境内产业所受损害及损害程度进行了调查。现有证据表明:

  (一)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和市场份额变动情况。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英国、美国、荷兰、德国、韩国向中国出口的二氯甲烷总量1998年、1999年、2000年分别为19649.16吨、43798.27吨、54869.17吨,分别比上年增长27.11%、122.90%和25.28%,年均增长52.54%,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2000年比基期增加了39411.11吨,增幅达254.96%。

  与此相联系,被调查产品在中国市场所占份额逐年呈上升态势。1998年、1999年、2000年从上述五国进口的二氯甲烷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分别为42.23%、39.78%、51.56%,分别比上年增加8.07、-2.45和11.78个百分点。

  (二)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及其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

  英国、美国、荷兰、德国、韩国出口到中国的二氯甲烷的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2000年与基期相比,英国降低6.93%,美国降低27.28%,荷兰降低18.30%,德国降低41.29%,韩国降低37.12%。

  被调查产品价格的下降抑制了国内同类产品价格。1998-2000年,国内申请企业二氯甲烷销售价格分别比上年下降9.61%,23.82%和4.77%,年均下降幅度为10.37%。

  (三)被调查产品对中国国内产业的影响。

  1.国内产业的产量增长受到抑制。1998年、1999年、2000年国内申请企业二氯甲烷的合计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5.46%、23.83%、55.49%,年均增长率为26.63%,2000年比基期增长103.06%。同期,二氯甲烷国内需求量分别比上年增长2.8%、136.6%和-3.3%,年均增长率为32.97%,2000年比基期增长135.10%。

  上述数据说明,国内产业的产量虽逐年呈增长态势,但就整个调查期来看,其总体增幅明显低于国内需求量增幅。同时,国内产量的增长更低于被调查产品进口的增长。可以认定,在调查期内国内产业产量的增长受到了被调查产品大量进口的抑制。

  2.销售量和销售收入增长不足。1998年、1999年、2000年,申请企业合计销售量比上年分别增长-14.83%、22.31%和74.65%,年均增长率为22.08%,2000年比基期增长81.93%。

  1998年、1999年、2000年申请企业合计销售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23.02%、-6.83%和66.32%,年平均增长率为6.06%,2000年比基期增长19.29%。

  在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的销售量和销售收入总体虽呈增长态势,但与国内需求量的增长相比,其增长明显不足。同时,销售量和销售收入总的增长幅度也明显低于产量的增长幅度,表明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的库存和价格指标处于不断恶化之中。

  3.国内产业严重亏损。1998年、1999年、2000年,申请企业均由盈转亏或亏损加重。虽然申请企业产量和销售量均呈增长态势,但申请企业合计税前利润却分别比上年下降56.35%、230.56%和86.24%,年均下降45.20%,2000年比基期下降206.15%。

  4.市场份额下降。1998年、1999年、2000年申请企业合计国内销售量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分别为21.51%、11.12%、20.08%,比上年分别下降4.45%、10.39%和增长8.97%。申请企业二氯甲烷占国内市场份额2000年比基期下降5.88%。

  5.开工率始终较低。1998年、1999年、2000年国内申请企业平均开工率分别为61.18%、66.66%和76.18%。在国内需求明显增长的同时,国内产业的开工率却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

  6.投资收益率逐年降低。1998年、1999年、2000年,鸿鹤公司二氯甲烷投资收益率分别比上年降低48.67%、28.21%和5.11%;衢化公司二氯甲烷投资收益率分别比上年降低0.38%、0.3%和3.07%。

  7.倾销幅度较大。在本案的初步裁定中,外经贸部认定自英国、美国、荷兰、德国、韩国进口的二氯甲烷倾销幅度为7%至75%不等。由于大幅度的倾销,给中国国内产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严重的。

  8.年末库存量明显增加。1998年、1999年、2000年,申请企业合计年末库存比上年分别增长173.30%、85.31%和-0.77%,年均增长率为71.29%,2000年比基期增长402.55%。

  9.人均年工资逐年下降。1998年、1999年、2000年,申请企业人均年工资比上年分别下降13.57%、11.86%和6.68%,年平均下降幅度为8.83%,2000年比基期下降28.91%。

  10.劳动生产率降低。调查期内二氯甲烷劳动生产率明显降低。其中鸿鹤公司的实际劳动生产率只达到计划劳动生产率的50%。

  11.筹资能力和投资能力下降。被调查产品的大量低价进口给国内二氯甲烷生产企业的筹资能力和投资能力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鸿鹤公司曾遇到股票发行受挫、向银行贷款受挫等情况。同时,利润的减少也导致申请人投资活动明显减少,一些投资计划被迫放弃。

  12.国内产业增长较为缓慢。调查期内中国国内二氯甲烷产业的生产能力虽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国内需求量的增长速度。同时,国内对二氯甲烷的投资增长也低于国内需求量的增长。因此,可以认定,国内产业的增长较为缓慢。

  本案调查组对申请企业与二氯甲烷有关就业和现金流量等指标也进行了调查。申请企业提出,二氯甲烷与其他甲烷氯化物通常由同一生产装置生产,有些生产经营指标不能与其他相关产品很清晰的分开,部分指标较难统计或统计不够准确,国家经贸委认为其理由是正当的。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国家经贸委认为可以认定国内二氯甲烷产业已受到被诉国二氯甲烷低价倾销的实质损害。

  (四)英国、美国、荷兰、德国、韩国的被调查产品对中国二氯甲烷产业可能产生的进一步影响。

  近年来,美国和欧盟均发布了有关限制二氯甲烷使用的法律。美国的法律主要有《净化大气法》、《安全饮用水法》、《资源保护和恢复法》以及《全面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应急计划和社区知悉权法》等;欧盟的立法主要为《1999年3月11日关于限制在某些装置和工作中因使用有机溶剂而引起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1999/13/EC号指令》。欧盟规定其成员国在从1999年起的9年内二氯甲烷排放量应减少67%。美国和欧盟的政策变化和相应的立法是导致二氯甲烷大量出口的重要原因。这种原因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将继续产生作用。

  已经收回问卷的4家(不包括法国阿托菲纳有限公司)外国生产商1998-2000年合计生产能力下降了7.51%,合计产量上升了8.37%,出口量增加了3.81%,其中出口到中国的二氯甲烷数量增长了23.53%,合计期末库存基本持平。由此证明,有关国家二氯甲烷生产能力仍然很大,出口能力很强,且向中国的出口呈明显增长趋势。因此,上述五国二氯甲烷存在继续向中国低价出口的可能性。

  六、倾销与损害的因果关系

  (一)现有证据表明,英国、美国、荷兰、德国、韩国大量低价向中国出口二氯甲烷是造成中国国内二氯甲烷产业受到实质损害的原因。

  调查表明,1998-2000年,来自上述五国二氯甲烷的进口数量有较大幅度增长,大大超过国内二氯甲烷产量的增长速度。来自上述五国的进口量占中国国内总进口量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在中国国内市场中所占份额不断扩大。同时,由于上述五国二氯甲烷与中国国内同类产品之间质量相当,竞争程度较高,其出口价格的不断降低直接抑制了国内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使得销售收入、税前利润不能与产量同步增长,致使中国国内产业主要经营指标恶化,受到了实质损害。

  (二)对其他因素的调查表明,以下因素并未造成损害:

  1.国内需求的变化。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国内对二氯甲烷的需求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且增幅很大。因此,可以排除需求变化给国内产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的可能性。

  2.消费模式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没有二氯甲烷的替代产品,也没有限制二氯甲烷使用的政策变化,因此,没有出现由于其他替代产品的产生而导致国内二氯甲烷市场的萎缩。

  3.申请人经营管理的变化。国内申请企业的管理状况良好,成本、质量管理严格,没有经营管理不善的迹象。

  4.外国与国内生产者限制贸易的做法。国内申请企业在调查期内没有遇到国外或国内二氯甲烷生产企业限制贸易的做法,因此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5.技术进步因素。二氯甲烷产业生产装置中国国内与英国等五国基本处于同一技术水平,国内产业所受损害并非因技术落后造成。

  6.国内同类产品出口的影响。调查期内,国内申请企业生产的二氯甲烷没有出口记录,出口业绩未发生变化,对国内产业也没有影响。

  7.自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的同类产品的数量。由于中国国内需求的不断增长,自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的二氯甲烷数量虽呈增加态势,但自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进口量占总进口量的比例总体上呈下降态势,2000年比基期下降16.13个百分点。

  8.不可抗力因素。中国二氯甲烷申请企业在调查期内未发生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事件,生产经营正常进行,未受到意外影响。

  (三)结论。

  综上所述,国家经贸委认为,中国国内二氯甲烷产业所受损害是由于英国、美国、荷兰、德国、韩国低价出口造成的,倾销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七、最终裁定

  根据上述调查证据和分析,国家经贸委最终裁定:英国、美国、荷兰、德国、韩国向中国大量低价出口的二氯甲烷,对中国二氯甲烷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并继续存在实质损害的威胁,倾销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依据《条例》的规定,有必要立即采取反倾销措施。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二○○二年四月十一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禁毒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禁毒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8月16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90年8月25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对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毒品和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处罚
第三章 对吸食毒品人员的管理和处罚
第四章 社会管理及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严禁走私、制造、贩卖、运输、吸食(含注射,下同)毒品和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云南省严禁毒品的行政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吗啡、海洛因、黄皮等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品。
第三条 在本州内走私、制造、贩卖、运输、吸食毒品和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违法犯罪行为,依照本条例处罚。
第四条 在本州内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毒品和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不论数量多少,均应当立案查清,依法作出处理。吸食毒品的,必须一律戒除毒瘾。
第五条 州、县(市)设立禁毒领导机构,公安机关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统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禁毒工作。
州、县(市)设立常年戒毒所,乡、镇根据需要设立戒毒所或者办戒毒班。戒毒所(班)由本级公安机关主管,民政、卫生等部门参与管理。
州、县(市)设立的戒毒所所需经费,列入州、县(市)财政预算;乡、镇设立的戒毒所或者办戒毒班所需经费,列入乡、镇财政预算。
第六条 本州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镇、农村的自治组织和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外国人、无国籍人,除国家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适用本条例。
第八条 依照本条例进行处罚的程序以及不服处罚的上诉、申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程序,参照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本州公安、海关、工商等部门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缉毒禁毒工作中既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各有关部门对查获的毒品案件的管辖分工,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章 对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毒品和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处罚
第十条 以运输、携带、邮寄或者其他方法走私毒品的,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在本州内直接向毒品走私者购买毒品的,以走私罪论处。
第十一条 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
一贯或者大量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款,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犯贩毒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第(一)项,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第十二条 严厉禁止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违者除铲除其所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以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一条,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大的,以制造毒品罪论处。在割浆或者收获以前自动铲除、销毁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十三条 走私、非法贩卖可供制造毒品的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氯化铵等化学物品的,依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提供前款化学物品给他人用于制造毒品,事前通谋的,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
第十四条 窝藏或者作假证明包庇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犯罪分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款,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包庇、窝藏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犯罪分子,隐瞒、掩饰他们的犯罪事实的,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第(三)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徇私舞弊罪的规定,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十五条 明知是毒品或者是犯罪分子用于走私毒品、贩卖毒品的资金而予以窝藏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条,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与走私毒品的犯罪分子通谋,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
第十六条 引诱、容留、教唆、胁迫他人吸食毒品,又零星销售毒品的,以贩毒罪论处。
第十七条 犯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走私毒品、贩毒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累犯;
(三)共同犯罪的主犯;
(四)以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的;
(五)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的;
(六)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铲除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
(七)对执法人员、检举人、证人进行威胁、阻挠或者打击报复的;
(八)国家工作人员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
(九)强迫、教唆不满十八岁的人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
犯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判处刑罚,在劳动改造期间脱逃后又进行上述犯罪活动的,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第二条,从重或者加重处罚。
第十八条 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犯罪分子,如果是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具有自首情节或者有立功表现,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处罚。
第十九条 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毒品和走私、非法贩卖可供制造毒品的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氯化铵等化学物品,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可以由公安机关或者有关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云南省严禁毒品的行政处罚条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处罚或
者实行劳动教养。

第三章 对吸食毒品人员的管理和处罚
第二十条 对吸食毒品者,采取限期戒除、集中戒除、强制戒除等方法戒除毒瘾。
对查获的毒品和吸毒用具,由公安机关予以没收。
第二十一条 吸食毒品的,必须限期到当地公安派出所登记;没有派出所的地方,到村公所、办事处登记,并保证限期戒除毒瘾。逾期不戒除的,由乡、镇戒毒所(班)集中戒除。在乡、镇戒毒所(班)集中戒除后又复吸的,由辖区派出所上报县(市)禁毒机关批准,送州、县(市)
戒毒所强制戒除。强制戒除后又复吸的,由戒毒所回收,再实行强制戒除。
在乡、镇戒毒所(班)集中戒毒时间一次为三个月以上,半年以下;在州、县(市)戒毒所强制戒毒时间一次为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
吸毒人员在戒毒所(班)戒毒期间,生活、医疗费自理。
第二十二条 戒毒所(班)对戒毒的人员,采取思想教育、药物治疗和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法,实行严格管理。接受戒毒的人员参加生产劳动表现好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给予适当生活补助或者奖励。
第二十三条 吸毒人员抗拒接受强制戒毒,情节恶劣的,经州、县(市)戒毒所所长或者辖区派出所所长批准,可以使用械具,强制入所。
接受戒毒的人员必须遵守戒毒所(班)的规章制度,禁止打架斗殴、酗酒、起哄闹事、逃跑、行凶。有上述规定禁止的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经州、县(市)戒毒所所长或者辖区派出所所长批准,可以使用械具或者采取隔离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吸毒人员因拒绝接受戒毒而自伤、自残或者在戒毒期间因戒毒发生疾病的,戒毒所(班)应当急时抢救、医治,并通知家属亲友护理,费用自理;自伤、自残致死或者因吸毒并发其他疾病死亡的,经检察机关、医院鉴定后,按正常死亡处理。
第二十四条 吸毒人员屡戒不断的,依照国家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和《云南省严禁毒品的行政处罚条例》的规定,实行劳动教养。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中的吸毒人员必须向本单位领导作出保证,限期戒除毒瘾。逾期不戒除的,送戒毒所(班)强制戒除。在接受强制戒毒期间,只发本人百分之六十的工资。经强制戒除后又复吸的,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开除公职。
第二十五条 吸食毒品的学生、待业人员未戒除毒瘾前,一律不得招工、招干、升学、入学;已戒除毒瘾的,招工、招干、升学、入学按同等条件对待,不得歧视。
吸食毒品的学生在戒毒所(班)戒毒期间,保留学籍。
吸食毒品的学生经过两次以上强制戒除后又复吸的,可以开除学籍。

第四章 社会管理及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州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镇和农村的自治组织,都有禁绝毒品的责任。全体公民都负有检举、揭发走私、制造、贩卖、运输、吸食毒品和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违法犯罪的义务。
本州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镇和农村的自治组织,发现本地区、本单位有走私、制造、贩卖、运输、吸食毒品和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违法犯罪人员,都必须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对吸食毒品成瘾者,应当负责监督其限期戒除。对需要强制戒除的,应当负
责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七条 凡有吸毒人员的单位和城镇、农村的基层组织,应当组成监督检查小组,负责对戒除毒瘾人员的教育监督工作,防止复吸。
第二十八条 娱乐场所、饮食店和旅社,应当把禁绝毒品作为管理责任之一。对放弃管理责任的,公安机关可以予以罚款,责令限期整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吊销其营业执照,并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禁毒教育,发现学生吸食毒品,应当及时配合家长进行教育,限期戒除毒瘾;学生戒除毒瘾返校后,学校领导和教师应当负责对其教育监督,防止复吸。
第三十条 运输单位和有车单位,应当加强对驾驶员和职工的教育和管理,防止他们利用交通工具走私、贩卖、运输毒品。对放弃管理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一条 在本州因生产、科研、教学、医疗需要储存、经营、运输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氯化铵等化学物品的,按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办理手续,严格管理。
第三十二条 药品生产、销售部门和医疗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发布的《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和《精神药品管理办法》,对医疗使用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加强管理,严禁非法销售和非法使用,因玩忽职守或者其他原因造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流失的,要追查有关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
人员的责任,并依法严肃处理。
第三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公所、办事处应当有专人负责禁毒工作,实行责任制,定期监督检查所辖区域内吸毒人员的登记、戒除毒瘾及巩固情况。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可以在不同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相抵触的前提下,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村规民约或者居民公约,宣传和组织群众加强对吸毒人员的管理。
第三十四条 本州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公所、办事处的负责人,在禁毒工作中放弃管理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以渎职、失职论处。
未成年子女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对子女或者被监护人吸毒放任不管的,其所在单位应当予以批评教育,拒绝、阻碍或者以暴力威胁手段妨碍禁毒机关对吸毒人员实行强制戒毒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责任。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禁毒工作中有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经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由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0年8月25日

Student:Dayong Zhou

dayong_77@hotmail.com


The Collectivizationa and De-collectivization in Rural China

周大勇 (Zhou,Dayong)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de-collectivization took place 25 years ago, however it was uncompleted, which determined that china has to make great effort to continue his rural reform, in order to liberate the peasant and the status of rural region as the Party promised. In China, the non-privatization reform occurred along with the de-collectivization was a uncompleted reform, which remains the defects of both collectivization and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therefore it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society, however, the current system seems unable also reluctantly to change it. This paper intents to introduce the process of the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most important rural reform in this century, namely the de-collectivization, the demonstrates the progression of de-collectivization, its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left to be solve.
Keywords: collectivization De-collectivization collective ownership incomplete

Foreword
I am pleased that I am allowed to write the term paper about China. China was influenced by Marxism and walked in detour of history for half century. Before Marxism bankrupted in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countries, China had adopted a different way to reform from those countrie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aspect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political form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it’s hard to compare the rural society of China with these former socialism countries directly, also, the progression of collectivization and its end are different in two continents.
Rural china before collectivization
Collectivization was a mark system of the socialist state. Although in the era of Utopian socialism, Robert Owen for example has already attempted to set up the collective farm, but it wasn’t pursued by force strength of government. Even the founder of communism Marx didn’t agree that communism could be realized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extremely poor productivity . It was Russia, the serf country, in which Communist took power without adequate preparation; collectivization was implemented by force,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rule in grass-root countryside. This experience has influenced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because one of the merits of the collectivization lies in being easy to be managed, the other lies in being easy to deprive peasants.
China was a backward country, which suffered from ignorance and war for centuries.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some 80 to 90 percent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were farmers and live in one of some 900,000 villages, which have an average population of from 1,000 to 2,000 people. Villages were not self-contained, self-sufficient units. Clusters of villages centered on small market towns, which linked them to the wider economy and society by providing not only opportunities to buy and sell but also opportunities for entertainment, information, social life, and a host of specialized servic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lite, often referred to in English as the gentry dispersed across the country and often lived in rural areas, where they were the dominant figures on the local scene, normally ruled villages. Although they held land, which they rented to tenant farmers, they neither possessed large estates like European nobles nor held hereditary titles. However, they traditionally interpreted central policies and national values for villagers. As in feudal relationship, the peasants and gentry live depend on each other. Gentry provided land to poor peasants and tenant, and work with rich and middle peasants to secure the order in village, for instance opening school and building basic infrastructures to maintain there social status. In Chinese history, at the beginning of very dynasty, the l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lord and poor peasants were comparably fair, that meant, peasant have parcel farmland to live on. But land tended to be concentrated on end every dynasty, then there might be a peasant uprising led to a new dynasty and retribution of land. This is the basic clue of social evolution in China before communist period.
Aft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me into power in mainland, it had to keep its promise, which it made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 to encourage the peasant to join the army, that it would gave peasant their own land. The first major action took place from 1940s to early 1950s. June 1950, a new Land Reform Law of new People’s Republic was promulgated and stipulated nullification of the feudal land ownership system,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system of land ownership by peasants, in which the Party sent agents to every village to carry out the land reform policy. This in itself was an unprecedented show of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resolution of transform an old society. The reform was successful, because the peasants supported the policy; most of them had been waiting for the reform for long time. In the light of the reform law, land were redistribute from the landlords, land-owning trusts or wealthier families to the poor segments in the same village; village elites, who might be expected to go up against the Party and its programs were brought down; new leadership was established by poor peasants who showed the most loyalty to the party's goals; instead of kinship group or patron-client ties, class status became new relationship among villagers.
the process of Collectivization
However, the Party’s leaders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privatization of land, at one hand, such ownership, according to the doctrine of socialism, should have been abolished in the state of socialism, at another hand, private ownership of small peasantry had no function of property accumulation for the country. At that time,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China had launched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after the Soviet model; heavy industry development was profound stressed since the leaders of Communist Party regard socialist country as a country with developed industry sectors. However, the situation in early 1950s was not ideal for a new country. Pressing of needs for food in a country with burgeoning population, domestic capital for investment, and purchase of Soviet-supplied technology, capital equipment, and military hardware. To satisfy these needs, collectivize agriculture was put forward. Collectivization was regard as a method to turn countryside to stabile backing, which can be managed as semi-military and had rare contact with outside, so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press the pri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y means of scissors difference between cities and countryside, and seize huge numbers of profit from agriculture economies to support the industrialization in c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had already nationalized banking, industry, and even trade. Private enterprise was already virtually abolished in national wide.
Despite internal disagreement as to the speed of collectivization, preliminary collectivization was launched since 1952. China's peasantry saw Chairman Mao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s heroic much more than Russia's peasantry had seen Stalin and the Bolsheviks as heroes, and through 1956 the peasantry cooperated with the Party. There was none of the resistance and warfare that had accompanied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was basically complet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communes in 1958.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was defined as a unity of politics and production, in which all members of the commune jointly owned property. Essentially, the commune system was based on private contract of its members and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ies and mutual benefit, however, it turned out yet as coerciv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which was made by government with political power. In the movement to achieve the People’ s Commune, peasants had no choice whether or not to join.
Communes were designed as large, embracing scores of villages created by combining some 20 or 30 advanced producers' cooperatives of 20,000 to 30,000 members on average, in some cases the membership varied from as few as 6,000 to over 40,000. It was instituted as an organization with functions of the lowest level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organiza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mmunes consisted of three organizational levels: the central commune administration; the production brigade , and the production team, which generally consisted of around thirty families. This kind of institution was an organization of hierarchies, in which the commune acted as political unit and top manager, the brigades played role of co-coordinators between the commune and the basic production teams. The production team was basic units of production and accounting. Since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was a tool established to extract resources from agriculture sector for industrialization, as a result, it neglected peasants’ incentive completely. In order to let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ru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signed an relative effective mechanism to encourage managers in each hierarchy to work enthusiastically, yet, in each level, the managers were treated differently and there was a clear difference in aspects of identity and welfare between the managers of the commune and of the brigades or production teams.
The commune was defined as administrative organ and execut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orders, and paid from central government’s budget, therefore the managers in the level of commune were “state cadres” , that means they were formal governmental officials and got wage monthly. These state cadres could be promoted and became officials of governmental divisions in higher level. Brigades and production teams wer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heir running expenses came from production teams’ tribute. Managers in brigades level were called “collective cadres” . They were remunerated in their own production teams according to their labor quotas. Their wage was paid in the form of products instead of money. Managers in production teams were“team cadres”, they were also members of the production team. They worked as peasant like their workmates, and were paid in products according to labor quotas. Team cadres could be promoted to collective cadres. Collective and team cadres had little possibilities to be promoted and became members of state cadres. Nevertheless, as collective and team cadres had some privileges. For example, collective managers had the power of assigning state’s delivery quotas and production tasks among production teams, they determined who could enrolled in state-owned factories, universities and army. The production team managers executed the power of assigning work and distributing products among collective members. Furthermore, in the period of many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class struggles, the identity of cadre could protect their families, relatives and themselves from being denounced and bullied (Tan, 1999).
At beginning, the commune itself was decorated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ist society and had all merits of public ownership. Although nearly all the private property had been deprived, peasants had to praise the new system profusely. it was true, most poor peasants found that their lives changed, by eating in the public dining they didn’t need to worry about their own budget anymore, and by working together, they were not necessary to try their best. Following propaganda appeared in newspapers everyday:
The public dining halls are distributed in a way that members need walk only a few minutes from their homes to take their meals. On the freshly whitewashed walls of the one on Shihfuchien Street, a typical establishment, there is a big slogan in red, which reads, "High Spirits for Higher Production!" Its kitchen, to which the visitor is drawn by the aroma of food and the clatter of pots, is managed by Tu Hsiu-chen, the first volunteer cook, who has since learned large-scale catering from the chef at one of the city's restaurants.
The walls of the spacious dining room are decorated with paintings, as a home might be. Its tables and chairs, though simple, are scrubbed to a shining cleanliness. The food is fresh and tasty -- vegetables are grown by the commune itself. The staff make a special point of studying the diet and preferences of old people, children, nursing mothers and members with ailments. There is a separate room for parents with small children, provided with low tables for the little ones.( People’s Daily, 1958)
However, in practice, this ideal, extremely centralized form commune didn’t keep running well in most areas. Very soon it became clear that in most cases the communes were too clumsy to carry out successfully all the managerial and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that were assigned to them. The cooperative led to low-efficiency, the advantages of large-scale productivity didn’t arrive as peasants anticipated, productivity began to drop and discontent emerged. The reason lies in insufficient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lack of incentive of peasants. At one hand, the output of cooperation comes from all members’ work, in which the tribute of single household is difficult to be measured. So that opportunism like shirking happened naturally very frequently. An effective way to prevent shirking is to have all members supervised, but the seasonal work and spatial d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activities make it difficult to totally supervise. At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brigade and production team cadres were obliged to complete state’s planning and all kinds of deliveries, the control right and residual claim of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were in the state’s hand, these cadres at grass-level could not design any reasonable incentive mechanism to encourage peasants to work hard and produce according to reasonable natural condition, such as soil, irrigation and farm year. The way left for brigade and team cadres was to punish peasants by struggling against them or maltreatment. But the brigade and team cadres also belonged to members of production teams, they and their families lived in the same community with their subordinates as well, so punishing peasants could also make themselves in trouble. Moreover, under the property rights structure of the commune system, the rest of output was not belong to the commune, brigade or even production team, but to the governments of higher level. This made the supervisors’ effort unrelated to any reward. As a result, even the supervisor himself has not enough incentive to work and shirk himself sometimes. In a word, under such conditions of poor supervision, in which all the work was distributed equally among all members at the lowest level--production team, shirking became every member’s rational choice and further weaken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system (Lin,1990).
De-collectivization
To prevent peasants from slow down, shrinking and escaping in work, and assure the system could keep on moving, the party collected all productive equipments and forbid members in people’s commune engaging in private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n the one hand, and at same time deprived peasants’ right of migrating from countryside to city or between districts by mean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Nevertheless, such policies had no effect on improving incentive of peasants, but they formed at least political press on very member of people’s commune, because it turned out that everyone’s only routine is to stay in the commune and finish one’s task. Without the right to leave or get better than others, peasants commonly chose to work with little effort, e.g. a passive method, to evade production tasks assigned by leader. Little accumulation and shirking made countryside widely fall into poverty , rare rural region had good conditions to develop industry or to improve commerce, infrastructures went worse, productivity sank quickly. The most serious crisis for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happened between 1959 and 1961. GNP decreased from 213.8 billion Yuan in 1958 to 180.0 billion Yuan in 1962, with an average annual reduction of 15.1% in gross industrial production value and an average annual reduction of 19.3% in gros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value from 1958 to 1960. Owing to the serious shortage of food, a great famine took place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at least 30 million residents died (Tan, 2000). Discontent with such system broke out, in some areas, peasants didn’t want to relied so heavily on orders from above and made so little allowance for local conditions or local initiative. The severe crisis forced the Party to adjust their policies. From 1961 on, commune functions were reduced to administration and co-ordination, production team was confirmed as the basic unit of accounting, certain production decision making was delegated to production teams, which were allowed to retain some income to overcome problems of egalitarianism; households again allowed to have small private plots and sidelines for planting vegetables, and a limited opening markets for trans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owever, these adjustments didn’t mean to change the system of people’s commune, but only to prevent peasants from rebel. From 1966 to 1976 China suffered the disaster of Cultural Revolution , there were large institutional swings took place in this period, in which co-operative moved from small to large and from team to brigade to commune again, local free markets, sidelines and private plots was prohibited again, and political factors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production decisions.
In late 1970s, after the Leader Chairman Mao passed away, the requirement for improv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came alive. Administrators in provincial-level units with extensive regions of low yields and consequent low standards of living began experimenting with new forms of tenure and production. To avoid frontal conflicts of wide scope with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the main ideology, a gradual approach was adopted. The first step of reform was to divide the production team into groups and to fix yield quotas for each group. Each group signed a contract with production team, the contractual items included the conditions of using land, laborers, farm tools and draft animals, the expenditure, labor contribution, rewards for excessive labor contribution and so on. After completing the tasks assigned by the production team, the output could be distributed among work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labor quotas. And then, the further solution was put forward, namely the typical form of fixing quotas called “all-round contract”, which was initiated by a few brave peasant secretly in Fengyang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 this contract regulated, household was allowed to cultivated a certain parcel farmland in the group, if grain quotas assigned by the state and the collective accumulation were accomplished, the household could own all the residual output. In the light of the contract, peasants were given directly stimulation to produce. The experiment was deemed successful and popular, and it soon spread to all districts.
At another side, political situation was appropriate with the reform form below. In the Eleven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held August 12- 18, 1977 proclaimed the formal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lamed it entirely on the Gang of Four , and reiterated tha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is to build China into a modern,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by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reformer Deng Xiaoping was elected as vice chairman and back to political stage and suggested a series of reform plans, though many contradictions still were apparent, change of policy was regarded as necessary. Rehabilitations of Deng's associates and others sympathetic to these reform plans were stepped up. Not only were some of those purg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turned to power, but also individuals who had fallen from favor as early as the mid-1950s were rehabilitated. It was a time of increased political activism.
In November 1980,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sued the document Some Issues of Further Reinforcing and Improving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is article manifest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Party accepted the production responsibility systems developing in practice. In the document fixed output quotas of farmland for each group and responsibility contracts in some specialized obligations were indica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fixed output quotas for household was also regarded as positive. Under the encouragement of government’s policy and related support measures, plenty of production responsibility systems developed very rapidly in rural areas. In 1981, a wide deeper reform called fixing the contribute quote for each household (bao gan dao hu), which was much more radical, was implemented. In accordance to the system, all collective lands in production teams were to be distributed among households based on their population or laborers. The households could manage the lands, made production decisions by themselves, and bore the results. When tasks assigned by upper government and the collective accumulation, e.g. a certain quantity of grain and livestock, were completed, the remained products could be owned by the households and not distributed among members in the production team. Moreover, if the household made sure that they have enough ration, they had right to sell the left grain to state owned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or consume them as they want, usually feeding livestock or making wine for example. That meant the model from Fengyang was finally admitted by Party. In October 1983,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Counsel issued the document Notice of Separating the Co-operative from Politics and Setting Up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and required the cooperative to separate from local government. The act ordered that the people's communes were replaced by administrative townships. By the end of 1984, 98% of production teams had taken t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t was until then, the collectivization system was dismantled completely.
Some Characters of De-collectivization and Problems left
No restitution
Yet, de-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implement of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s neither a reform of the ownership of land nor a process of privatization. As we have mentioned above, after the Communist Party set up its own government in 1949, it started land reform and distributed lands to the poor from landlords and rich peasants. Peasant acquired parcels of land according to the labor forces, then land were registered under name of each household. Before the eve of collectivization, most of lands in rural China were legally privately owned. But when de-collectivization began, peasants did not get back their former lands again.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only distribute the right of manage and benefit of lands among households according to their population or laborers. So, the de-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 did not like that in most of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such as Bulgaria, Czech, Hungary, Poland, Romania and Slovakia, but like that in Albania. That is to say, there was no restitution of land. However, in former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whether restitution was implemented or not, the de-collectivization had symbiosis with privatization. In China, although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collectivization there were in reality some opinions that lands should be restituted, such voices were not accepted, nor even discussed.
The reasons why restitution of land in the de-collectivization of rural China did not happen may lie in some historic reasons. First of all, although peasants in China had private ownership over lands before the collectivization, large percent of peasants owned farmlands that did not belong to them before, they obtain them from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Theoretically, violence can’t consist the legal reason of transfer of ownership over real estate, therefore even after the terrorize during the land reform at beginning of 1950s,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s, which was made out by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had not yet became stable and commonly accepted. However, the former landlord class had rooted off during the political movement, land contacts and register books of land title had been destroyed, no one dare to challenge the power of Communist Party anymore. Since the collectivization began soon after the land reform, the new established owner relationship was broken again, when de-collectivization came about, without support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ost of peasants only took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as another chance of equally distributing lands, just like the land reform in 1949. As to descendants of former landlord class, they might have not forgotten the experience of their poor ancestors’: claiming private right before the Party which regarding public ownership as universal truth is a dangerous deal.
Secondly, different from most country in former communist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 in which farmers’ nominal ownership of lands was remained, even though their lands were requisitioned in collective farms without any payment, and so that it was easy for peasants in these countries to take back the land when the collective farms went over. On the contrary, in China,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was totally abolished as soon as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was set up, after 20 years,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had already fest basis. As a result,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restitution so high as to wipe it out. That means, even a peasant want to take back the former farmland which belonged to them, it’s very hard to him to collect the relevant evidences to support his claim, moreover, there was no legal justice process to support such application. So normal farmer would rather to accept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Finally, the key reason lies in the socialism system itself. Even thoug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had poor performance in leading 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to wealth and happiness during socialist revolution, Chinese people have taken socialism 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untry for grant, after all the slogan “ Socialism saved China” has been deeply impressed. So that even after the Culture Revolution, most people still propped up the Party. The Party led the rural reform and decided the de-collectivization. However, the reform is a “liberation of the rural productivity”, which sui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Party. Becau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sisted that his mission is to realize socialism, and socialism is based on public ownership system. Collective ownership was deemed as one form of public ownership in rural regions, so that as China kept on the road of realizing socialism, “land in rural areas belong to collective” was certainly remained after rural reform, and regul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of 1982, which is valid till now.
At the time of de-collectivization, the dissolution of people’s commune and the wide implement of responsibility system were regard as a great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did bring about a more prosperous agriculture in China. From 1978 to 1984, grain output in China increased at an annual average rate of 5% and the gross value of agriculture by 7.7% (Lin, 1997). In contrast with former European countries, the de-collectivization seems bring more benefit to Chinese peasants at beginning. So that at that time, rare peasant did realize that such a reform without transformation of ownership was incompletely. However, The natural shortcomings of the de-collectivization would surely bring a series of problems.
institutional problem: land distribution
As we showed above, the de-collectivization ran smoothl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has got a great success, although it could not address everything as only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fter several years of practice, it has been already proved that there are a number of weaknesses and limitations remained from the incompletely de-collectivization. One has to confirm, that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contract system led to the inequity in bot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eatures.
In economic view, during the de-collectivization, farmland was distributed to individual households in form of fragmented farming units. The principle of land distribution was derived directly from collective ownership. Farmland in a village was owned by all of its members collectively. As a result, every member had equal right to claim on distribution of the land according to certain norm, which was based primarily on the size of the peasant family. In reality of China with abundant population and limited land, the amount can be distributed to each household was very small. Moreover, land differed from each other in terms of soil fertility, irrigation conditions, location and so on. In many cases, a household had to obtain pieces of land from each of the grades. as a result, the sum was not only insufficient but also disjointed and scattered around villages. Large areas of cultivated land were wasted in the form of paths and boundaries separating households' contract field.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indicated that in 1986, among 7983 sample villages from 29 provinces, average cultivated area per household was 0.466 ha (7 mu) fragmented into 5.85 plots, each plot on average 0.08 ha (1.2 mu)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China, 1993) . This fragmented structure of family farming has remained largely untouched after implement of contract system and has detained the possibilities of using relatively advanced mechanical agricultural equipment and infrastructures.
Under such system, farmers turned to be short-term in action.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e rule of land in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land is to distribute depended only on villager status, babies and villagers' new-comer such as newly married bride from other villages were all eligible claimants, which having equal rights to share equal amounts of land in this village; on the contrary, when a villager left or died, the right of land claim would automatically withdraw. As population increased, villages had to readjust th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which further subdivided the farmland . The endless redistribution of farmland resulted in many problems, including: 1) the situation of a small and fragmented farming structure further deteriorated; 2) worrying about the risk of losing their land as well as investment, farmers had little incentives to improve land conservation and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 irrigated land,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components of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remained almost unchanged during the 1980s; 3) farmers over-exploited the soil to pursue short-term profits; 4) the course of land redistribution was also costly, it required labor and time in organization and execution. (Chen, 1999)
Another problem is that farmland was generally badly endowed with the appropriate human capital. Since egalitarianism was the general leading principle rule, which gave little consideration to interfamily differences such as labor capability, education and individual preference . As a result, some large households with a incomplete labor force could have comparably much more land to cultivate, meanwhile other smaller households, above all those specialized in agriculture, could have only inadequate land for full employment. Such kind of problem was much worse in rural areas experiencing rapid township or village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In those region there was often deterioration in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since most of capable labors tended not to work at home as a farmer. There were many who did not give priority to cultivation and at times even let the land lie unused. Consequently, the farmland was underutilized .
Upon preceding analyzing, we can see that, in order to pursue egalitarianism on surface in distribution of land,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collectivization sacrificed economic efficiency. Thus, if the land was private, then those difference arouse from distribution will decease after enough time, because the free market will lead to equal efficiency through the choose of market. However, such political background lacked from beginning on, so that the shortcoming of a non-privatization de-collectivization can’t be corrected or even be enlarged because of problem of political system.
One of the main reason is political structure over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First at grass-root level, it was usually the village head, who takes the power to decide distribution since decentralization. So that the cadre family or their relations will surely benefit from the distribution. Having a cadre in the family seems to be a certain prerogative in using their political status to accumulate wealth. At one hand, Village cadres may allocate more fertile parts of the village land to themselves and determined more favorable grain sales quotas for themselves. And also, cadres have more opportunity to build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higher level and other important departments, rural credit banks or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for example, so that they have more chance to obtain material benefit than normal peasants. As we see, most of collective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conomies in rural areas have tight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governments, at the basic level, with villager cadres, most rural enterprisers are villager leader themselves. Furthermore, cadres and their relations generally tend to break the policy of birth control, because they are capable to support more family members, and their kin will strengthen thei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in return.
At another hand, though according to the election regulation of rural cadre in china, these village cadre should be elected directly by villagers, who have common interest in the community, this rule has been almost never put into practice. Under one Party system and public ownership system, all important resources are gathered in the Party’s hand, as a result, instead of election, the opinion from higher level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order to carry ort the policy of Party efficiently. In fact, two factors determine the candidates in appointment of village head, one is the relationship with official of higher level, and the other is kinship. Consequently, cadre family takes all advantages to maintain their power and status through such appointment. So, cadres in rural China don’t represent the benefit of their village members, but the power of the Party as well as the family,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for peasants to claim equality or save their from suffering as a peasant.
In a word, after a short flourish in rural China, which came along with the de-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implement of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most peasants have to face the irrational occupation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of farmland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which is impossible to change. Besides there was strict limitation prevent peasants from abandoning their responsible land and rushing into cities, so that the peasants found it is hard to change their situation or turn it more better and free. This may explain why in rural china exists always the tendency of over population but the income of household began to decrease only after less than 10 years from the de-collectivization. As a result, land reform in China has emerged as a difficult issue in rural areas of exchange between social equality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It seems obvious that since the mid-1980s the wide rural society has been caught in this predicament: where social equality or equity worsened, and at same time economic efficiency held back..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average net income in countryside has been slowed down for years. In 2000, the household average income only reached 272 dollars, but the Gini coefficient in China bas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ose from 0.21 in 1978 to more than 0. 46.

版权声明:所有资料均为作者提供或网友推荐收集整理而来,仅供爱好者学习和研究使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本站内容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立即改正或删除。
京ICP备14017250号-1